2014-3-6

　　摘要：如何快速摆脱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囚徒困境”是推进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本文首先介绍了中日韩三国国际直接投资的现状，认为其具有促进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作用，因而国家直接投资必将成为破解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囚徒困境”的有效突破口，进而阐述了中日韩等东北亚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障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关键词：国家直接投资，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囚徒困境”，突破口，区域经济

　　东北亚是全球范围内经济活力和综合竞争力较强的地区，然而东北亚区域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各异，经济体制存在较大差别，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状况、资源分布方面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呈现明显的梯度性，这些相互间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囚徒困境”的严重困扰着东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证明：国际直接投资是破解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囚徒困境”的突破口。因此，要快速提升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水平与层次，加大国际直接投资力度是其战略举措。 

　　中日韩三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对促进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作用

　　（一）夯实了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物质基础 

　　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额和双边贸易额来看，2001－2005年，日本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从4348.42百万美元增加到6529.77百万美元，2008年降至3652.35百万美元，2011年为2551百万美元。中国对日本的国际直接投资从2001年的200百万美元之后一直呈现下降趋势，2005年达到1100百万美元，2009年下降，2010年缓慢上升，但是2011年又骤降至10900百万美元。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直接影响到中日之间的贸易额，伴随着日本对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持续增加，2001－2008年中日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从87728百万美元增加到266732百万美元，由于2005年以后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有所下降所产生的效应以及受到金融危机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中日两国的贸易额于2009年下降至228848百万美元，但是中日两国在2010年和2011年的贸易额分别达到297780百万美元和342837百万美元。 

　　从韩国与中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额和双边贸易额来看，2001－2004年韩国对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额从2151.78百万美元增加到6247.86百万美元，但2005年之后一直持续下降，到2011年降至2551百万美元。中国对韩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从2001年的655.83百万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503.33百万美元，但在2008年以后下降，2010年回升至3620.75百万美元，2011年又下降到3576.02百万美元，而中韩之间的贸易额在2001年的35895.72百万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86069.91百万美元，由于韩国和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减少所产生的滞后效应及金融危机等因素，2009年中韩之间的贸易额下降到156231.59百万美元，但随着中国对韩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回升，2011年中韩两国的贸易额也上升到245637.15百万美元。 

　　从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额和双边贸易额来看，2001年日本对韩国国际直接投资额为93百万美元，2003年仅为53百万美元，2004年日本对韩国国际直接投资额增至508百万美元，2005年又降至159百万美元，在2007年日本对韩国国际直接投资额增加到525之后呈现下降趋势，到2011年达到266百万美元。2001年韩国对日本的国际直接投资为38百万美元，尽管2003年下降，但是2004年增加到251百万美元，2005年降至31百万美元，之后韩国对日本的国际直接投资一直增加，但2011年韩国对日本的国际直接投资额为197百万美元。2001年到2008年，日韩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从42496.11百万美元增加到88968.51百万美元，由于日韩两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下降以及世界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2009年日韩之间的贸易额为69256.7百万美元，到2011年达到105965.56百万美元。 

　　通过上述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国际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中日韩之间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拉动了其双边贸易的增加，因此可以推出中日韩的国际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区域内的贸易合作。 

　　（二）拓宽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领域 

　　目前，东北亚区域之间的投资规模和速度稳步扩大，所产生的发散效应将拓宽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领域。特别是中日、中韩之间的投资保持高速增长趋势，中国还积极倡导国内企业要“走出去”，对外国际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对东北亚地区的投资明显增加。中日韩之间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已经促使其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合作形式，如中、日、韩已将环保产业合作、低碳产品认证、3R循环经济、绿色城市和生态保护列为合作重点。中日俄关于黑龙江流域——鄂霍次克海等开展跨境或多国环境保护产官学合作（笪志刚，2010）。 

　　（三）提供了良好的区域经济合作的硬件设施 

　　为了使国际直接投资能够在本国顺利进行，中日韩在“环黄渤海地区”、“环日本海经济区”以及东北亚六国都感兴趣的“图们江经济开发区”的投资合作等，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在中日韩等国家投资开发图们江地区的过程中，重点建设能源、交通、口岸、通信等基础设施（王胜今，2006），中日韩独轮航线的开通；中日韩三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天燃气管道铺设等等，为东北亚区域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硬件设施，有效推动了东北亚经济一体化。 

　　（四）奠定东北亚国际关系改善的经济基础 

　　中日韩之间的世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巨大、历史遗留问题仍未解决、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以及地区安全机制尚未建立等因素，阻碍了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然而中日韩三国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增强本国的综合国力。为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进程，中日韩制定实施了许多法律法规来招商引资，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直接投资环境，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为改善中日韩乃至东北亚各国的国际关系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五）推动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化 

　　东北亚汇集了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中日韩三国深受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难以形成文化认同，延缓甚至阻碍东北亚一体化的制度化进程。但是随着中日韩国际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必将促使中日韩各国开始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区域内的国际直接投资，实现由依靠市场力量推动区域合作转变为依靠制度来保障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合作。 

　　（六）加快东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 

　　目前，东北亚区域内部轴心的缺失是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致命瓶颈。随着中日韩之间国际直接投资联系的深化，中日韩三国设立的各种协调机制不断完善并显示出突出的成效性。为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中日韩等东北亚成员国成立了一些区域性论坛组织，如东北亚经济论坛等，推动了东北亚区域的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更成为东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内在驱动力。 

　　东北亚国际直接投资面临的障碍

　　（一）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影响国际直接投资 

　　中日韩之间的政治关系直接影响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现象，这些都影响着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决策。而中韩关系中的朝鲜因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中国与韩国进行经贸合作的同时，必须考虑朝鲜的利益，这容易引起韩国的不满。 

　　（二）各国的投资软环境和硬环境比较落后 

　　东北亚区域内各国的政策多变且不透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使得各国不敢贸然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反之以贸易等形式来取代区域内的国际直接投资。在硬环境方面，目前东北亚地区的运输条件较差，没有形成便捷的国际联运系统，通讯条件差，没有形成光纤通讯系统，且能源和电力供应不足，严重制约了中日韩等东北亚国家的投资合作。 

　　（三）对投资市场了解不足、国际直接投资经验不够 

　　中日韩三国缺乏充分的沟通，对投资市场的社会风俗、市场、行业和产品等信息缺乏深入了解，企业往往有对外投资的愿望，却无法实施相应的计划，有时候即使实施了，也会因信息缺乏而失败。尤其是日本和韩国的投资企业对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不太了解，抑制了投资企业的投资热情。而中国的企业对一些日韩等其他东北亚国家的国际规范、国际惯例也不够熟悉、不了解，把国内经营的一套照搬到国外，缺乏制度创新。 

　　（四）人才匮乏 

　　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需要有优秀的人才，既精通外语，熟悉国际市场和国际商务惯例，又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高管技能、公关技能等。东北亚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现在正面临着人才外流问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人才匮乏问题日益明显，高素质人才的缺乏，会使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面临很多风险，严重制约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进一步推动东北亚国际直接投资的对策

　　（一）加强东北亚各国的沟通和交流 

　　加强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各国高层领导要经常进行沟通和交流，为各国之间的相互投资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通过东北亚区域各国之间的高层会谈、访问以及民间交流等方式，不仅可以化解多年来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所造成的互不信任的政治僵化的局面，还可以更加了解各国对外资的政策和制度，交流国际直接投资的经验，推动各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改变外商由于政治关系而不敢贸然投资的现象。 

　　（二）完善各国的政策和制度机制以加强投资软硬环境建设 

　　第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第二，简化国际直接投资审批手续，提高对外商的办事效率和质量。第三，要提高法律、法规运行的透明度和执行度，保障外商的合法权益，为外商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第四，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加大政府或中介机构对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第五，改善运输条件，形成便捷的国际联运系统；加强通讯建设，建立东北亚光纤通讯系统；加强电站和输电线路的建设，改善电力系统。 

　　（三）扩大中、日、韩三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以带动其他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 

　　通过扩大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可以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拉动俄罗斯、朝鲜和蒙古的国际直接投资。中日韩三国扩大国际直接投资，可以形成东北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凝聚力，从而带动区域内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到区间的经济合作。 

　　（四）推动各国积极参与东北亚区域内的次区域经济合作 

　　现阶段的东北亚经济一体化仍是以双边合作为主，要发展多边投资合作，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重要途径。目前在东北亚区域内已经形成了环日本海经济区、环黄渤海经济区、图们江经济区等几个不同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区。区域内各国应抓住这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机会，吸收其他国家的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扩大市场份额，积极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多元化，促进投资合作的长足进步和发展，实现东北亚区域内投资合作的新突破。 

　　（五）建立东北亚区域制度性合作机制以促进国际直接投资发展 

　　欧美等国家已经建立起一个区域性合作组织，但东北亚区域由于政治、历史及文化等诸多因素，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没有建立制度化经济合作机制的地区。虽然目前的功能性合作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图们江次区域经济合作等，但是这种合作机制缺少了政府间的投资合作框架指导及相应的组织机构进行制度性保障，使得这种功能性合作机制极不稳定，所以必须尽快建立起制度性合作机制来保障各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方华.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现状及前景[J].现代国际关系，2008（11）　　 

　　2.刘昌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鸟瞰[J].外国问题研究，2011（3） 

　　3.笪志刚.后金融危机时期东北亚区域合作新变化及展望[J].亚非纵横，2010（4） 

　　4.曹志刚，李光辉.经济因素影响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研究分析[J].国际贸易，2010（6）

来源：录入    《商业时代》

2014-3-3

(四)海外EPC项目合同的签订主体的筹划

合同税务条款及总价确定后，要考虑选择最优的签约主体来进行签约。目前海外EPC总包项目常见的签约主体主要由以下几种：一是以母公司/分公司(代表处)名义；二是母公司直投的子公司或者合资公司名义；三是母公司间接控股的子公司或者合资公司名义。各自的优缺点如表1。

综合考虑，本着流转环节少以及简单化的理念，遵循海外税务管理以税务遵从和风险控制为导向的原则，可以把EPC合同分为两个部分进行签约：EP部分主要工作在国内，为OFFSHORE合同，也称为离岸合同，主要的纳税环节在国内，这部分合同由母公司和业主签订；而EPC合同的C部分主要工作在项目所在地，为ONSHROE合同，主要纳税环节在项目所在国，“走出去”企业在“走出去”初期以直接控股子公司和合资公司作为签约主体为较佳选择方案，如果相关海外税务管理经验比较成熟，相关环节税务风险可控，也可以考虑以间接控股子公司或间接控股合资公司为签约主体。当然，在业主同意的情况下，企业可以利用EPC合同的特殊性，在EPC合同中进行合理拆分，在总价不变的情况下，将建筑安装部分的比重适当降低，最好能保证公司在项目所在国实现盈亏平衡或适度盈利。这样可以避免项目所在国税务的不必要的风险。

表1  不同签约主体的优缺点

二、海外EPC项目合同执行阶段的税务管理

(一)EPC合同执行阶段国内的税务管理

1.开具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为避免双重征税，企业在合同签订后应该及时到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申请开具《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然后向对方国家(地区)提供，并申请享受税收协定规定的相关待遇。

2.免抵退及减免税优惠备案

对于设计部分的增值税零税率，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并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企业在申报办理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前，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免)税认定。对于建筑安装部分(C部分)，根据新营业税条例关于境内企业在境外提供建筑劳务可免征营业税的规定，“走出去”企业需要及时办理营业税减免备案手续。

3.出口退税的办理及管理

出口退税对企业的利润及资金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着重进行管理。首先要进行出口退税登记。根据规定，“走出去”企业应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或其授权部门签发的批准企业出口经营权的批件、工商营业执照、海关代码证书和税务登记证于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所在地主管退税业务的税务机关填写《出口企业退税登记表》，申请办理退税登记证；然后才可以办理出口退税。

在税务管理过程中，出口退税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管理要点：

(1)单据准备：由于出口退税需要附送的资料非常多，不仅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口退税进货分批申报单、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已核销证明，而且需要出口外销发票、海外EPC总包项目合同原件及复印件等资料，有时还需要附送出口货物运单和出口保险单，因此需要多部门分工协作来进行。

(2)时限要求：为满足出口退税的时限要求，企业物流部门应及时办妥海关电子口岸信息的申报，确保自货物报关出口之日起45日内拿到报关单。将报关单的电子信息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税务管理部门。采购部门应在收到报关单信息后15天内财务部向提交合格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换汇比：物流部门在报关时应保持合理的换汇成本(换汇比)，国税认可的换汇成本一般在2～7之间。

(4)增值税票要求：采购部门负责督促供应商严格按照报关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符合相关要求。

(5)其他注意事项：严格控制应予出口退税货物随意作内销处理。对部分航空运输报关出口的货物以及临时采购且需要个人报销的货物可退税部分，应先经财务出口退税人员申报退税后方予以报销，做到出口退税应退尽退。有时可以通过金融手段来促进税务工作，比如通过保理结算来为企业融资，保理商可以尽早为出口企业出具核销联，助企业提前退税。

(二)EPC合同执行阶段海外项目现场的税务管理

在落实办理国内优惠政策的同时，“走出去”企业还要进行海外项目现场的税务管理。需要采取的措施有：强化组织领导，明确分工协作；完善制度建设，推进风险管理；构建引导机制，提高纳税遵从；加强人才培养、完善技术支持；建立公共平台，共享涉税信息。通过上述手段，最终建立高效合理的税务管理体系。

1.完善组织和管理执行体系

理顺税务管理机制、建立并健全税务管理机构。加强海外项目税务管理，首先必须明确界定总部和项目部相关税务管理的职责，尽量缩短过渡期，在明确职责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同时健全税务管理机构；最后划分税务人员权限、明确税务决策程序等。

海外项目部力争做到税务机构人员结构完整，企业总部要进行税务业务指导，海外项目部税务主管要负责统筹协调，具体税务人员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同时要有效借助外部力量，可以找一些信誉高、本土化能力强的当地事务所来协助企业解决问题。

现场税务人员及其派出公司要肩负起全部的税务管理职责。工作职责包括收集所负责国家税务信息，推动所属项目税务模式的落实和执行；跟踪并参与所属项目的税务筹划；组织实施日常税务工作，加强当地税务遵从，控制税务风险。

2.进行宣传培训，建立内部培训体系

海外项目部税务管理人员在出国前，就要建立培训手册，就学习、工作及生活等注意事项进行培训。要先学习、吃透EPC合同的商务条款及相关技术卷。商务卷里面一般包含税收条款，要细细钻研；技术卷可以了解施工过程，对企业开展税务管理很有帮助。

出国后，项目现场的税务人员在工作中，要进行传帮带活动，每个主管人员要抓紧培训下属，给自己留有后备力量，加强税务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整体素质，并使项目所在国的税务管理实行梯队化、体系化管理。

除了财税部门，还需要针对性对特定群体进行宣传培训，比如对签订合同的市场部；项目维护管理的项目管理部、工程管理部以及采购、物流等部门，要针对他们关心的问题或者热点问题，全面系统的进行国内外的税务宣传培训，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多了解税务，理解税务，配合税务。提前沟通参与，也有利于税务的今后工作，扭转被动局面。

3.当地化的税务管理措施

海外EPC项目境外机构在确定境外ONSHORE部分的合格供方时，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当地合格供应商；项目所在地的服务合同(含物资采购和工程分包等)应实行含税价。

为满足当地税务管理和当地准则会计核算的需要，项目所在地的服务合同尽量实行当地付款。按照见票付款的原则，在收到供应商提供的合格票据后方予安排付款，并严格按照当地税收法规规定履行扣缴义务。

聘请工作严谨、细致，恪守职业道德的当地会计人员，进行会计凭证报表的处理。也可以和当地税务师事务所合作，让其协助审核和编制当地税务部门要求报送的各种税务报表，这对总包方处理好税务方面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本土化后也很容易通过当地税务部门的审查。

4.合理申报和持续筹划

要做好项目所在国税务基础工作，从税务登记、账簿凭证到相关票据(发票及专用发票)都要严格进行管理。有条件的情况下，建立先进安全的电子申报方法，电子化也有利于降低成本；要做到按时申报、正确申报并按时纳税。企业要关注项目所在国税法动态，尤其是相关的优惠政策，积极进行办理，同时在形式上和实质上达到相关税务要求。

各个国家经济环境不同，税制各异，在海外税务管理中企业要讲究科学方法，抓住关键环节，分清轻重缓急，对与我们合同相关的税种、税率和税收优惠等主要矛盾上集中主要精力进行重兵突破、妥善解决。比如沙特EPC项目企业应主要集中在所得税、关税和社保的缴纳上；尼日利亚项目企业主要应集中在增值税、关税、扣缴税、企业所得税及附加以及个人所得税上。

5.进行监控及评价系统

企业既要充分利用审计、税务稽查等外部形式对企业合规的促进作用，同时要进行风险识别工作，提前做好规避风险的准备。

企业要制定统一的税务管理标准，通过监督评估来进行税务管理体系的完善。运用人机结合、等级排序等科学的评估方法来进行评估，评估时要全面周详、科学计算，不仅要系统化、制度化，还要经常化、模式化。最终达到监督评价、管理提升的目的。

三、项目结算后的税务管理

项目结算后，对于国内部分，和项目相关的税务单据要进行存档整理等管理工作，主要是对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各种减免税备案表、出口退税单据等进行整理归档。例如，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退(免)税实行有关单证备案管理制度(暂行)的通知》的规定，出口退税相关的单据保管期限为五年。

对于国外部分，走出去企业要根据企业发展战略，项目子公司、合资公司的税务状况以及税务当地化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是否要将项目公司注销。如果需要注销，需要核对债权债务关系，税务票证要进行核销，缴清应纳税款，进行税务清理。如果需要存续，则需要对当地的财务税务档案进行归档整理。

同时，要对项目所在地的税收法规进行翻译整理，集思广益，形成税务文字档案材料，上报总部归类存档。最终在总结中能形成相关财务税务管理规章制度。以便有新合同时能更好地操作。

最后，海外税务政策要持续关注，税务资料也要及时更新完善。要及时关注税务法规所在国的信息，必要时可以聘请国外的税务专家，要求其提供所在国政府正在调整的商务法律、惯例以及税收法规变化的趋势，从而及时对已有的税务成果进行更新完善。

来源：录入    《财务与会计导刊》上

2014-3-3

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项目是指工程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建筑施工、性能测试等工作，并对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全面负责，有时也叫交钥匙工程。目前我国“走出去”企业海外对外实施总包主要以这种形式来进行。从地域分布上看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非洲、中东、东南亚、拉美等基建较不完善、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我国企业“走出去”时间较短，海外情况相对复杂，海外EPC项目税务管理目前存在较多的问题，对项目的损益存在很大的影响，严重的甚至影响到项目的正常运行。

要想做好海外EPC项目的税务管理，需要关注三个阶段和两条线索。三个阶段是指：合同签订前的税务筹划，合同开工后的管控落实，项目结算后的总结培训和评价；贯穿在这三个阶段的两条线索是国内的税收优惠和国际的税务风险规避。下面按这三个阶段来进行阐述。

一、海外EPC项目合同签订前的税务筹划

海外EPC总包项目的税务管理在初期阶段主要是进行税务筹划，筹划的主体是企业税务管理部门，这一阶段筹划的重点在于了解并利用好国家对“走出去”企业的鼓励优惠政策，同时通过调研考察和磋商，全面了解国外相关税收政策，思考合同如何报价，解决合同的税务条款如何签订以及由什么样的主体来签订合同等问题。

(一)利用好国家对海外EPC项目的鼓励性税收政策

1.在流转税方面，相关税收政策主要集中在免税以及出口退税上。根据“营改增”的相关免税规定，试点地区的单位和个人向境外单位提供的研发服务和设计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营改增”试点从2013年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开，这意味着所有走出去企业EPC项目的设计部分(E部分)增值税都可以享受零税率的优惠。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于采购部分(P部分)，对外承包工程所需要出口的机器设备、原材料、施工机械和中间产品，甚至连生活用品在内，都可以按规定享受退(免)税政策。国家实行全额退税或者提供较高退税率的鼓励性政策，对其可以免征或者退还出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以降低企业税负，增强“走出去”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对于建筑安装部分(C部分)，根据营业税条例关于境内企业在境外提供建筑劳务可免征营业税的规定，“走出去”企业只要及时办理了减免备案手续，就可以减免这部分的营业税。

2.在税收协定方面，截止2013年4月底，我国已对外正式签署99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其中96个协定已生效，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签署了税收安排。通过税收协定，企业可以享受到的协定待遇包括：

(1)税收协定优惠待遇：在项目所在国不缴纳所得税或享受减免税。一般情况下，协定优惠于所在国国内税法，依据税收协定的规定，“走出去”企业从项目所在国取得的分红、租金、资金利息、特许权使用费、转让财产所得等，可享受减免全部或者一定幅度的优惠待遇；“走出去”企业在项目所在国从事承包工程活动，营业活动时间未超过有关税收协定规定183天或者仅从事辅助性活动的，可免于在该国征收所得税；在一定条件下，“走出去”企业派遣的项目工作人员在境外工作所获报酬在该国可以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

(2)避免双重征税：在境外开展EPC总包项目不管以何种形式的主体来签约，由于跨国所得的必然存在，一定会产生双重征税问题。利用税收协定获得税收抵免，可以有效降低“走出去”企业税收成本。协定一般规定在项目所在国已经纳税的所得，在计算我国境内应纳税款时，应通过抵免、扣除或者免税等方式处理在境外的已纳税款。特别指出的是，如果“走出去”企业在项目所在国享受的减税、免税额等优惠待遇，也可以依据税收饶让的规定，视同已按项目所在国税法纳税，从企业应纳税总额中限额抵免。

(3)避免企业受到歧视待遇和解决跨国涉税纠纷等。比如有些企业在印度实收EPC项目时，通常企业认为设计及采购合同无需在当地纳税，然而当地的税务局可能有不同观点，由此产生的税务争议可能旷日持久。如果企业认为项目所在国违背了税收协定的无差别待遇原则，对其形成歧视待遇时，就可以利用税收协定向省级国家税务局或地方税务局申请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由国家进行双边磋商来维护企业税收权益。

3.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参照税收协定和有关法规，“走出去”企业在我国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可以依法抵免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款。抵免方式有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两种。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对企业境外所得的抵免采用“分国不分项”的办法。即在计算抵免限额时，企业来自不同国家的所得只能单独分别计算，不能合并计算；而在计算所得税抵免限额时，不再区分种类，对同一个国家的全部所得，采取合并计算的方法。

4.在关税和印花税方面，我国政府目前对一些出口商品征收较低税率的关税或者免征关税。对于海外EPC项目中出口的机具、设备以及原材料中，只有少部分未经过加工的钢材缴纳关税，一般经过加工的产品不仅不征收关税，还实行出口退税。当然，相应的产品种类繁多，有的还处在不断地变化中，因此需要企业要实时关注相关产品关税政策及其变化。在印花税方面，如果由境外子公司与业主在境外签订的建筑安装合同，并且也不带入国内使用，则该合同也不需要贴花。

由于EPC项目一般分为OFFSHORE(含E、P部分合同)和ONSHORE(含C部分合同)合同两部分，所以相关的税务管理也分为国内国外两部分来进行，企业需要按照统一筹划、科学合理、相互衔接、因地制宜的原则来进行筹划。国内主要关注国家优惠政策，国外主要考虑国际税收筹划。

(二)海外调研途径及关注内容

对于初次“走出去”的企业，海外EPC项目从编制预算阶段开始，就要进行税务管理方面的调研考察。调研考察的途径主要有：

1.大使馆以及经参处：我国在该国的权威机构，具有政策导向性；

2.项目所在国的中资企业协会和兄弟单位：了解他们的操作模式、前期项目税务管理的经验教训；

3业主以及项目所在国专业咨询机构：了解当地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业主在项目中打算承担的税负和责任；

4.网络：俗话说“内事不决问百度，外事不决问谷歌”，要善于利用网络进行学习，进行资料的筛选、收集整理和思考加工；目前比较好的网站有商务部、国税总局、各国的经参处等。

调研考察的内容主要有：

①项目所在国与我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税收协定；

②国外项目所在国的税法体系，确定与项目相关的税种，对这些税种的法律进行重点研究，关注税收优惠；

③项目所在国的有关技术及设备引进的法律法规；

④项目所在国的进出口法律法规，以及进口机具材料的税收优惠政策；

⑤项目所在国的公司法，工商管理类法规，海外会计、经济、合同、商务、票据及投资等相关法律法规；

⑥项目所在国外汇管理的法规。

经过学习调研后，企业税务人员就要总结税务要点，协助预算部门编制预算。进行税务条款的筹划，帮助合同的签订。

(三)海外EPC项目合同税务条款的筹划

合同价格的确定和合同的税务条款密不可分。海外EPC项目常见的合同税务条款，一般分为几种情形：

一是业主负责项目所在国全部的税务，总包方仅承担国内的税务。如果是这样，就要在合同中清楚地写明有哪些税种，如何缴纳，以谁的名义缴纳以及缴纳的时间及形式等。如果涉及分包，还要明确分包是否由业主来负责，一般这种情况我方仅承担协助义务。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适当降低合同总价。风险在于很多税种的纳税主体是总包方，如果业主反悔或者耍赖，总包企业就会会非常被动，所以要督促业主方切实执行合同，同时也可以按概率计算这部分的税务成本，必要时可以加成到合同价格中。

二是业主承担部分责任，总包方除承担国内的税务，还承担项目所在国的部分税务。比如说业主承担项目所在国关税、流转税及其他政府收费，总包方承担收益税，此税种通常包括公司所得税、营业利润税和个人所得税。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在合同中明确税种，具体怎么缴纳以及由谁来缴纳。比如尼日利亚的扣缴税，如果应该由总包方承担但是由业主扣缴，则需要业主在缴纳时以总包方的名义来缴纳。这种税务承担方式下的EPC总包方的税务管理部门需要提前和预算部门合作，要考虑好税负对合同价格的影响，尽量转嫁到业主方，同时要做好onshore和offshore合同的分拆工作。在与分包企业签订分包合同时，也要明确相关税务条款。

三是总包方自己负全部的责任，业主不承担税务责任。这样的话需要充分吃透当地税法，聘请当地的专业人员协助总包方，同时要尽量争取业主的配合。首先看看哪些税种可以免，以什么方式免，全力争取免税优惠；如果不免，分清重点税种进行测算和管理。一般来说，所得税、增值税、个税、扣缴税等是“走出去”企业EPC项目必然的重点。

一般来说，海外EPC项目因为涉及的国家不同，税制差异比较大，税务环境也有很大的不同，最好的办法是在合同中规定由业主负责缴纳项目所在国的应纳税金，而“走出去”企业负责国内的应纳税部分。如合同规定均由总包方纳税，则应该了解清楚税种和税率，与预算部门配合进行测算，必要时聘请当地诚信专业的税务师事务所进行协助，可将税金加成到合同总价中，在投标和签约时都予以充分考虑。

来源：录入    《财务与会计导刊》上

2014-2-28

    2月24日，中法经贸混委会第22次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双方回顾了中法经贸合作已取得的成果，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交流，对重大合作项目进行了务实深入的讨论，同时还为未来中法两国合作提供了思路和建议。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此次会议的召开有利于中法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并对双方经贸合作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建议。他们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正处于初级阶段，在某些方面，法国提供的机会有限，一些发达国家的投资保护措施也是掣肘，希望法国等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提供更多便利。    开展多方面合作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今年是中法两国建交50周年，召开经贸混委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方愿与法方在生态园区、农产品贸易、核能、航空航天、投资便利化、标准化、政府采购、打击金融犯罪等领域加强合作，并就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和中欧自贸区谈判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高虎城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在深化传统合作领域的同时，重点推动节能环保、农业食品、医疗卫生、数字经济、生态园区等新领域合作；二是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双边贸易稳步增长；三是促进双向投资，推动企业互利合作；四是加强地方合作，全面推进双边经贸发展。

    法国外贸部长布里克赞同中方建议，并表示中国是法国重要的合作伙伴，法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希望双方在业已建立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法中关系。法中经贸合作潜力巨大，法方愿进一步扩大两国贸易规模，拓宽贸易领域，逐步实现贸易平衡。法国政府欢迎更多的中国企业来法投资，并鼓励法中企业开展联合投资，通过大型工业项目的投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力促贸易投资平衡

    法国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两国贸易总额达553亿欧元，中国对法国出口贸易额为405亿欧元，法国对华出口额为147亿欧元。

    布里克说：“这一数字并不能令人满意，与之前一年相比，双边贸易额下降了2%，这也是5年来这一数字首次有所下降。我也与中国商务部部长达成了在提高双边经贸额的同时对两国贸易进行平衡的共识。”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建生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出现此种状况与法国经济复苏疲软、近年来竞争力不足有关。刘建生预测，为扭转这一局面，法国将更注重中法间中小企业的合作，拓展汽车、医药等新领域的贸易。

    布里克认为法中两国之间双向投资额不断增长，但是比例失衡。去年，中法两国在对方国家投资额的比例为1：4，法国对华投资总额达167亿欧元，中国对法投资总额为35亿欧元。

    商务部研究院综合战略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张莉向国际商报记者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正处于初级阶段，目前中国企业的投资一般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有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领域主要涉及能源、资源等，但法国在这些领域能够提供的机会有限。另外，许多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的投资额都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这也给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带来不利影响。张莉呼吁，介于中法两国在法律和市场上存在差异，希望两国政府加强沟通，建立有利于中国企业到法国投资的机制和法律保障，形成一些投资平台，构建信息指南。同时，法国也应采取引导措施，吸引中国企业到法投资。

来源：    《国际商报》

2014-2-28

　　对于中国煤炭行业而言，正如飞机不可能永远无休止地在天空中飞行一样，只有很好地着陆，才有机会再次起飞。同样，虽然有不能再飞翔的时刻，但同样会有更优秀的飞机在天空中飞得更快、更高……

　　[ 2013：弱势历程持续 ]

　　2012年以来，中国国内煤炭市场开始步入整体供大于求、价格下滑的弱势历程。全球煤炭市场的“高价、高利润的终结与价格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在较长时期内的不可逆转趋势。

　　此外，属于炼焦煤的强粘结煤类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与目前生产工艺的需求性，使其在价格方面形成更为易于波动的市场特征。从2013年世界煤炭市场强粘结煤的长期合同市场价格来看，中国国内炼焦煤市场价格与世界煤炭市场价格同样，也是一个降价的市场。

　　在2013年，中国煤炭市场中具有代表性的环渤海动力煤(5500Kcal/Kg N.ARB)价格指数，从年初的FOB RMB ￥ 633.00元/吨降到第3季度末的FOB RMB 531.00元/吨，降价达到FOB RMB 102.00元/吨、降价幅度超过了16.11%。与此同时，以API8为代表的中国南方主要沿海港口进口动力煤(5500Kcal/Kg N.ARB)价格指数，也从年初的CFR USD84.58/吨，降到了第3季度末的CFR USD77.87/吨，降价达到CFR USD6.71/吨、降价幅度超过了7.93%。如果从世界煤炭市场中的标准动力煤(6000Kcal/Kg N.ARB)FOB价格来看，以API6为代表，澳大利亚纽卡索尔港FOB价格从年初的FOB USD91.62/吨，降到第3季度末的FOB USD78.42/吨，降价达到FOB 13.20元/吨、降价幅度将近14.41%。

　　[ 2014：与世界市场联动 ]

　　中国煤炭市场是一个原煤生产能力高达45亿～50亿吨/年与原煤消费能力将近37亿吨/年的大市场，占到世界煤炭生产、消费的一半左右。很多国外煤炭生产企业以及煤炭贸易企业都把中国煤炭市场看成是“实现赚钱梦想的希望”。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2012全年中国煤炭进口总量已经达到2.89亿吨， 2013年1~8月中国进口煤炭总量又达到了2.13亿吨，同比增加15.5%。尽管预测2013年中国煤炭进口总量不会超过2012年的实绩，但是其全年总量也不会低于2.5亿吨的水平。

　　这说明，中国国内煤炭市场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封闭市场，它与世界煤炭市场的供求关系必然是相互影响，它与世界煤炭市场的价格也必然是相关联而波动。

　　目前中国的原煤生产能力已经达到46亿吨/年的水平，而就目前中国原煤的实际消费水平充其量也就在36亿～37亿吨/年的水平。已经出现10亿吨/年的过剩生产能力。但是从近几年中国原煤生产能力的增加与淘汰的力度来看，总生产能力仍会呈现继续增加而非减少的趋势。例如2013年，中国新增原煤生产能力4.00亿吨/年，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计划仅仅0.45亿吨/年，两项相抵，实际还要增加原煤生产能力3.55亿吨/年。

　　考虑到节能减排规划，到2017年中国煤炭占1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将由2012年的66.4%，降低到65.0%以下的要求，即使中国GDP以每年7.5%～8.0%增速在发展，对于原煤的消费需求也基本上是处于2012年实际消费基础上的“零增长”的状态。因此，截至2017年底，中国煤炭产业不仅面临要淘汰2012年时已经过剩的10亿吨/年的原煤生产能力，还要面临2013～2017年这5年间新增10亿吨/年左右原煤生产能力的替代淘汰。总共要淘汰20亿吨左右/年的原煤生产能力。

　　[ 动力煤：全球同此冷暖 ]

　　进入2014年以后，动力煤价格还会延续2013年动力煤价格的跌势，继续下行。以环渤海5，500Kcal/Kg(N.ARB)动力煤价格指数为例，预计2014全年将维持平均每周向下跌FOB RMB ￥ 1.00/吨左右、全年累计下跌FOB RMB ￥ 60.00/吨左右的弱势行情。

　　到2014年年底，中国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将会以FOB RMB 470.00元/吨左右的业绩，跨入价格将会在此基础上继续下行至2015年。

　　与此同时，2014年中国国内动力煤市场的降价走势，也必将会影响世界煤炭市场价格的走势。

　　在世界性动力煤生产过剩、消费减量的形势下，2014年世界市场标准动力煤FOB价格也仍然会延续2013年的弱势，无论是长期合同价格，还是现货市场价格，都会围绕FOB USD76.00/吨的中心价位而波动。

　　[ 原料煤：或将上涨一成 ]

　　2014年，美国、日本、欧洲等地区经济较佳的状况，不仅会直接拉动对钢铁的消费需求，也会通过进口的增加，间接地拉动海运—造船、出口国消费等的钢铁需求，从而增加原料煤，特别是强粘结煤和PCI用煤的消费数量，这类煤炭价格将会出现上升。

　　预计在2014年度，世界煤炭市场中的强粘结煤全年平均价格将会在2013年平均价格FOB USD158.50/吨的基础上，上涨10.00%左右，达到FOB USD175.00/吨左右。此外，如果强粘结煤主要货源地——澳大利亚等国发生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其价格出现一时的暴涨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 进口煤与自产“竞低”]

　　在中国国内煤炭市场中，2014年的国内自产煤炭与国外进口煤炭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呈现激烈化的趋势。

　　2014年中国国内煤炭市场与世界煤炭市场同步，要经受“优胜劣汰”洗礼。在内外市场价格“竞低”的轮番博弈中，进口煤炭的数量将会稳定在2.5亿吨/年左右的水平。其中原料煤中的强粘结煤和PCI用煤价格将会有所上涨，但与国内自产同类煤炭价格相差无几。而其他煤种，国内外煤炭价格竞争激烈，呈现交替小幅下降的现象。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劣势煤炭生产企业都将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中逐渐一一被淘汰出局。

来源：    《能源评论》

2014-2-27

三、“金砖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机制

(一)“金砖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对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学者中间有两种观点，一个是“资源利用”，即运用已有的竞争优势投资海外；另一个是“资源寻求”，即跨国公司通过海外投资弥补自身缺陷，以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本文认为，“金砖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两者兼备，但对比之下，“资源寻求”所占比重较大。

第一，取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即“资源导向”。“金砖国家”跨国公司由于起步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面临许多不利因素，包括技术差距、市场占有率低等。因此，它们走出国门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是出于获取技术资源、品牌资源的考虑。在国际化过程中，“金砖国家”跨国公司的生产设备、知识技术等得以整合升级，国际竞争力提高。也就是说，这些跨国公司将企业成长与国际化同步进行，并借助国际化推动企业成长。例如，印度跨国公司进行跨国并购的主要目的即在于获取新的技术与能力，从而巩固其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另外，自然资源的获取一直都是重要动机之一。以中国为例，为满足国内经济对原油和矿产资源的急切需求，中国的国有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加速扩张，以获取海外的自然资源。

图4：中国跨国公司VS世界、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公司

图5：南非跨国公司VS世界、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公司

第二，开拓海外市场，逃避国内不利的商业环境和政策环境，即“市场导向”。例如，印度跨国公司为给国际客户提供IT服务而走上国际化，俄罗斯精炼行业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大多是为了增强其对分销渠道的控制。另有一点不容忽视，“金砖国家”存在很多不利于企业发展的环境因素，包括政治动荡、官僚腐败、高税负、不健全的劳动力市场等，还有政策上明显地向国有企业倾斜，使得留给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相对狭小，促使后者选择走向海外寻找机会。例如，中国和印度的许多企业便选择在海外注册，然后以投资者的身份返回国内，以获取更多的政策优惠。

图6：“金砖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机制

第三，获取“高效率”，应对国内外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即“效率导向”。跨国公司竞相对自身运营系统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整合，以提高生产率，更加高效地运作。“金砖国家”跨国公司也开始重新在全球价值链中定位，它们向发达国家投资，借此整合公司运作系统、向国际标准靠拢，进而提高效率。例如，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通过并购葡萄牙的飞机维护、修理服务(MRO)提供商OGMA，在进一步整合提高自身飞机维护和修理服务的同时，也为进入欧洲MRO市场铺平了道路。

第四，开展新业务，分散经营风险，即“多元化导向”。很多跨国公司投资海外的目的是实现产业的多元化。例如，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最初借助自身的外贸经验和海外关系进行海外投资，逐步把自己转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跨国公司，涉足全球石油产品、化工产品、投资、金融、旅游和咨询业。

(二)“金砖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第一，母国国内经济发展阶段。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经济发展阶段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之一。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上，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就会高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速度，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就会变为正值。“金砖国家”中除了印度，人均GDP都达到4000美元以上，从而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阶段。

第二，外资政策。母国与东道国对待外资的态度和相关政策规定对于“金砖国家”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非常重要。母国政府通过创造适宜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来鼓励本国企业海外投资，并从中受益。因此，“金砖国家”纷纷放弃原有的针对对外投资的种种限制。同样，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为了平衡外资公司与本地企业的利益、权衡外资进入对国内市场的影响，东道国往往会设定一系列的限制规定，并且这些政策会随时变动。因此，“金砖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往往也与东道国的相关政策密切相关。

第三，东道国投资环境。国际直接投资环境可以分为三类：硬环境、软环境以及配套环境。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与自然环境状况属于硬环境；政策与法规完善程度、税收优惠程度、市场公平状况、办事效率等属于软环境；工业和服务业配套能力、产业集聚、产业链、企业群、经济圈等属于配套环境。近些年，母国与东道国的社会文化差异这类软环境受到跨国公司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文化是某一特定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由特定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伦理道德规范、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内容构成。来自某一地域的公司要到另一地域开展投资活动，事先了解当地特定的文化背景很有必要。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到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

第四，公司运行情况。资金是一切商业活动永恒不变的先决条件。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和融资能力这些与资金有关的各方面，都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目标选择和投资规模有很大关联。

第五，投资风险。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必然会带来风险。上述第二条、第三条和第四条都会是风险产生的源头。除此之外，“金砖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还会面临到政治风险、外汇风险和信息风险。

(三)“金砖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进入方式

通常来说，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有两种进入方式，即新建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和并购(M&A)。可以说，“金砖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自开展以来采取的大多数是新建投资。然而这些年，通过跨国并购开展海外扩张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

此外，如今在全球范围内，一股非股权安排风潮兴起。许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并没有在东道国企业中占有股权，取而代之的是与东道国企业签订有关技术、管理、销售、工程承包等方面的合同，从而取得某种控制管理权。“金砖国家”跨国公司跟随着这股风潮，也渐渐开始采用这一投资方式，特别是中国和印度。

(四)“金砖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成长战略

类似于传统跨国公司，“金砖国家”跨国公司的成长战略可分为：

第一，一元化成长战略，即公司在原有生产范围内充分利用其产品和市场方面的潜力，求得成长发展。具体说就是，跨国公司进入新市场整合新资源后，集中优势主攻一类产品，强调核心业务，强调主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重视市场占有率的高低。例如，中国的海尔集团自起家以来主业一直是家电产品，它重视研发投入和纵向整合，并且创建了独特的“三个三分之一”的全球经营战略：国内生产国内销售占三分之一，国内生产国外销售占三分之一，国外生产国内销售占三分之一。

第二，多元化成长战略，即跨国公司多项发展多类产品和拓展多个市场相结合的战略，产品和市场均已进入新领域。选择此类战略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多为“多元化导向”。多元成长战略又分为四个类型：水平多元化，即同一产业多品种经营；垂直多元化，即产业链的前向和后向扩展；同心多元化，即核心产业的扩展；跨业多元化，即不相关产品的多样化经营。以南非啤酒有限公司(South African Breweries)为例，它的业务涉及酒店经营，家具、鞋类以及折扣零售，百事可乐装瓶业务，服装零售，以及投资Loin Match Company、Da Gama Textiles和Plate Glass。

第三，国际性战略联盟，即跨国公司向外部寻求优势互补，借助于外力完善自己，与竞争对手携手合作，在合作中竞争。例如，2012年7月，阿尔卡特朗讯与俄罗斯最大的高科技企业Rostechnologii签署重要研发协议，双方将开展内容广泛的研发合作，共同致力于推动部署先进的LTE(4G)移动业务，开发全新网络系统及突破性传输技术，以满足全球用户对高速宽带业务急剧增长的需求。这一战略联盟将同时为俄罗斯高科技出口战略提供支持。

四、结论

“金砖国家”跨国公司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兴力量，已经进入快速成长的通道。虽然它们的跨国度并不算很高，但它们的生命力旺盛，假以时日，势必成为影响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支主要力量。

参考文献：

林跃勤、周文：《金砖国家发展报告2012：合作与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卢进勇、刘恩专：《跨国公司理论与实务(第二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年。

黄一玲：多因素驱动下的中国跨国公司对美逆向直接投资分析，《生产力研究》，2011年第2期。

白远、王莹：中国企业跨国度的国际比较，《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10期。

John H. Dunning, “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PP1-31., 1988.

Sunny Li Sun, Mike W. Peng, “A comparative ownership advantage frame-work for cross-border M & As: The rise of Chinese and Indian MNE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 47, PP4-16.,2012.

UNCTAD, “Word Investment Re-port 2002-2012”,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2002-2012.

来源：录入    《国际经济合作》

2014-2-27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四国”(BRIC)引用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由于该词与英文中的砖(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2010年12月28日中国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轮值主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该合作机制。“金砖四国”改称“金砖国家”(BRICS)。

目前，“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跃居世界前十大经济体，并成为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的核心成员。金砖国家悉数进入二十国集团，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在世行的投票权超过13%。“金砖国家”正由原本单纯的一种经济学概念逐渐演变成一个新型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具有共同愿景的全球性力量。

一、“金砖国家”跨国公司发展现状

(一)“金砖国家”跨国公司的跨国度状况

根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跨国指数(TNI)可以衡量一个企业或者国家的跨国程度。计算公式为：

跨国化指数=(国外资产/总资产+国外销售额/总销售额+国外雇员数/总雇员数)/3×100%

本文即运用跨国指数来度量“金砖国家”跨国公司的跨国度。由于可获得的“金砖国家”跨国公司的相关数据有限，且年度难以绝对连续，涉及的公司数目和年份也无法达到绝对的一致。因此，本文描述各个“金砖国家”跨国公司的跨国度时并非仅有一组数据。

另外，本文选取2001到2011年全球按海外资产排列处于前100位的跨国公司，计算出整体的TNI指数作为世界跨国公司的发展水平；以及2001到2011年发展中经济体按海外资产排列处于前50位或前100位的跨国公司，计算出整体的TNI指数作为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发展水平。通过与这两个指标的比较来进一步定位“金砖国家”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所处的位置。

(二)数据来源

跨国度分析这部分所选择的对象为世界、发展中经济体和“金砖国家”特定年份海外资产排名前列的非金融类跨国公司的TNI指数。其中：

TNI-W：世界前10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的TNI指数；

TNI-DG50：发展中经济体前5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的TNI指数；

TNI-DG100：发展中经济体前10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的TNI指数；

TNI-DTG100：发展中及转型经济体前10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的TNI指数(以上四组相关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03-2012》)；

TNI-B0720：2007年巴西前2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的TNI指数；

TNI-B0820：2008年巴西前2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的TNI指数；

TNI-B0920：2009年巴西前2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的TNI指数；

TNI-B1020：2010年巴西前2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的TNI指数(以上四组相关数据来源于FDC的报告《2008-2011 Transnationality Ranking of Brazilian Companies》)；

TNI-R0720：2007年俄罗斯前2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的TNI指数(相关数据来源于Skolkovo Research《Emerging Russian Multinationals: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TNI-R0820：2008年俄罗斯前2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的TNI指数(相关数据来源于IMEMO和VCC的报告《Russian Multinationals Continue Their Outward Expansion in Spite of the Global Crisis》)；

TNI-R0920：2009年俄罗斯前2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的TNI指数(相关数据来源于IMEMO和VCC的报告《Investment From Russia Stabilizes After the Global Crisis》)；

TNI-I0624：2006年印度前24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的TNI指数(相关数据来源于ISB和VCC的报告《The Growth Story of Indian Multinationals》)；

TNI-C10：中国前1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的TNI指数，其中2006年数据来自9个跨国公司(相关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03-2009》)；

TNI-C18：中国前18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的TNI指数(相关数据来源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VCC的报告《中国跨国企业稳步成长》、《Second Ranking Survey Finds Strong Growth in the Foreign Assets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和《Chinese Multinationals Gain Further Momentum》)；

TNI-S5：南非前5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的TNI指数(其中2003年数据来自4个跨国公司)；

TNI-S10：南非前1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的TNI指数(其中2007年数据来自9个跨国公司，以上两组相关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03-2012》)。

(三)跨国度分析

通过整理数据、计算TNI指数后，本文将“金砖国家”各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度分别与世界和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公司相比较，得出五个折线图(图1至图5)。

从五个折线图可以看到，尽管表示各国跨国公司的TNI指数并非都来自一组数据，但我们仍能粗略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整体趋势：除了南非跨国公司的TNI指数与世界和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公司的TNI指数有所交叉之外，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度均处于世界跨国公司和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公司之下；中国和印度跨国公司跨国度最低。因此，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跨国公司与处于世界前列和发展中经济体前列的跨国公司之间还存在不同的差距，其中中国和印度跨国公司的差距最大；南非跨国公司跨国度较高，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随后下降至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公司的水平。

因为数据有限，“金砖国家”各国跨国公司跨国度的变化情况不甚明朗。从已有数据看，巴西、俄罗斯跨国公司跨国度呈平稳增长态势，其中，巴西跨国公司在近几年出现了“陡增”；中国跨国公司在2004和2005年实现了个小高潮，随后小幅下降至平稳；印度跨国公司发展速度较快；南非跨国公司跨国度在经历了几年的下降后于2006年开始小幅回升。

图1：巴西跨国公司VS世界、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公司

二、“金砖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

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在出身、成熟度、价值链所处位置以及策略选择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差异，因此它们进行国际化的过程不尽相同。我们无法准确统一地得出它们与传统跨国公司的异同点，但是我们仍可以从“金砖国家”跨国公司近些年的发展轨迹中找到一些独特的地方。

图2：俄罗斯跨国公司VS世界、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公司

图3：印度跨国公司VS世界、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公司

(一)目标选择趋于全球化，涵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最初，“金砖国家”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有地域、文化和语言关联的邻近国家作为东道国，运用已有知识和经验开展投资活动。如今，它们逐渐将目标选择范围拓宽，对发达市场的投资额也逐年上升。这一国际化路径符合乌普萨拉模型(Uppsala Model)。例如，中国企业海尔最初的对外投资集中在东南亚国家，1999年进入美国市场，2001—2004年对欧洲市场投资80亿欧元，到2005年以后，海尔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拥有10个工业园和22个工厂。

(二)并购策略渐受青睐

在“亚洲四小龙”时代，大多亚洲企业采取外包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的策略以迅速进入新的市场，利用自身的劳动力优势规避市场、分销和研发风险。如今，“金砖国家”跨国公司缺乏必要的规模、专利知识和市场来建立自身品牌，它们更多选择通过跨国并购来提高自身的全球影响力、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因为通过跨国并购可以迅速使用东道国企业的专有技术和建立研发中心。可以说，近几年“金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频繁的跨国并购推动的。例如，中国的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部门，获得了ThinkPad品牌系列产品，在全球PC产业中被评为品牌领先者，同时也得以利用IBM强大的全球经销网络和PC机的研究中心。

(三)“干中学”，国际化加速明显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一样，“金砖国家”跨国公司也是后来者，它们必须同时进行国际化与技术创造，以缩小同先行者的差距。因此，“金砖国家”跨国公司国际化的速率要快于传统跨国公司。

(四)政府积极鼓励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一方面，母国政府的鼓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企业国际竞争中作为“后来者”的相对劣势，是企业“走出去”的坚强后盾。中国政府为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具有优惠条件和费率的贷款；如果东道国是接受援助的国家，企业可以享受中国援助项目的优惠贷款。俄罗斯政府对其大型跨国公司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巩固加强了俄罗斯跨国公司的竞争地位。例如，政府在能源领域明显的政策倾向就给俄罗斯的原油和天然气跨国公司的发展带来诸多利好。巴西国家开发银行为支持对外投资，2002年推出了特别信用额度，前提条件是受益人六年之内出口额增幅与信用额度相当。另一方面，国有跨国公司纷纷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成为一股日渐壮大的力量。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9年，海外资产世界排名前30位的国有非金融企业中，“金砖国家”占7个。2010年国有跨国公司的地域分布显示，南非占8.3%，巴西占1.4%，中国占7.7%，印度占3.1%，俄罗斯占2.1%。

(五)“金砖国家”之间相互投资活动频繁，且呈快速增长势头

近年来，“金砖国家”相互间贸易与投资大幅增加，经贸合作日益紧密。每年一次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也对“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起到了促进作用。以中印为例，截至2010年10月，中印累计签订的工程和劳务合同368亿美元，已经完成183亿美元，印度成为中国企业最大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之一。华为印度分公司于2010年12月15日宣布，未来五年将投资20亿美元在印度建立全新的研发中心，扩大在印度的业务规模，并将华为在班加罗尔的一个研发机构升级为研发中心。2011年4月中兴通讯宣布，计划在印度钦奈兴建一个工厂。而印度的塔塔信息公司、印孚瑟斯等软件外包巨头，也纷纷进入中国市场，设立研发中心。

来源：录入    《国际经济合作》

2014-2-26

　　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情况

　　日本经济一直坚持海外发展战略，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量产业实现了投资和生产的空间转移。汽车、化工，纺织、造船及信息等诸多产业均有大量企业通过设立海外生产基地、运营中心和研发中心的方式，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　　 

　　（一）投资总额波动增长 

　　1969年日本政府取消了针对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个别许可制度”，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由此兴起。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快速扩张阶段，在1990年达到了480.24亿美元的历史高点，但此后便进入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长期衰退和徘徊不前阶段，2004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仅为309.62亿美元，不足1990年的65%。从2005年起，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迅速恢复，到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1308.01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点。自2009年起，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回落，2010年降至572.23亿美元。 

　　受“3·11”东日本大地震以及日元大幅升值的影响，日本企业加快了海外投资和并购的步伐。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02%，达到1088.08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超过中国，位居全球第二。2012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投资总额达到1223.55亿美元，同比增长12.5%，接近2008年的水平。进入2013年，1－6月环比增幅为44.6%，合计564.33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相比略有下降。 

　　（二）投资区域趋于分散 

　　总体来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亚洲、北美洲和非洲三大区域，投资国别有逐渐分散的趋势。2005年这三个地区吸收日资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比重为69.23%，合计314.73亿美元，之后逐年下降，到2008年这一比重下降到47.7%，随后又逐年上升，2012年达到65.6%，合计802.65亿美元。具体而言，2005年日本在亚洲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为35.6%，远远高于北美洲和欧洲的比例，随后对亚洲投资占比逐渐下降到2008年的17.9%，近年来又快速上升，2010年达到了33.7%的高点，2012年这个比例为27.3%。日本对欧洲投资占比长期处于震荡水平，2005年为29%，在2006年和2011年都达到了36%的水平，2012年这个比例降至29.2%。日本对北美洲投资占比在2008年前维持在30%左右，2009年到2011年间维持在15%左右，2012年又回升到29.2%。 

　　就具体国别而言，美国一直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目的地国，2012年日本对美投资为319.1亿美元，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6.1%，2013年上半年日本对美投资合计107.56亿美元，占比为19.06%，位列各国榜首。日本对欧洲投资主要集中在英国和荷兰，两国2012年吸收了66%的日本对欧投资，并且多年来两国吸收日本对欧投资比例都维持在50%以上，2013年上半年这个比例达到了69.4%。长期以来，日本对亚洲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2005年对华投资占其对亚洲投资总额的40.6%，但这一比例近年来不断下降，2008年这个比例降至27.8%，为历年最低，2012年回升至40.2%，但2013年6月这个比例又降至20.7%的历史低点。近年来，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投资逐渐上升，尤其是对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在快速增加，2012年对越南投资同比增幅甚至高达68.3%，对亚洲地区的投资总体呈现逐渐分散的局面。 

　　（三）投资行业有所集中 

　　总体来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非制造业领域。以2011年日本大地震为节点，从地震前后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变化情况来看，2011年当年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猛，占比由2010年的31.1%增长到2011年的53.3%，提高了22.2个百分点。但2012年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负增长，占比下滑至40.3%，降幅达到15%。2013年上半年，对制造业投资持续负增长，占比为41.8%，降幅达9.4%。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2005－2008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比均超过当年投资总额的50%。2008－2013年，除2011年受地震影响制造业投资比重略有提高外，其余年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以非制造业投资为主。 

　　就具体行业而言，在制造业领域，电器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一直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从2008年开始，日本对化学、医疗行业领域的投资明显增加，2011年达到最高值，在当年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高达33.9%，超过电器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但2012年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全球化工产品价格下降的影响，该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收缩。电器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在2008年以前均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但受金融危机影响，这两个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较大波动。2011年“3·11”地震后，为减少地震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日本加大了电器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力度，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2013年上半年，电器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依旧保持增长趋势，其中橡胶、皮革行业、石油行业涨幅较大。在非制造业领域，金融保险业、矿业和批发零售业一直以来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但2013年上半年，这三个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相比上年同期均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相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10.5%。 

　　二、近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

　　“3·11”大地震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加速，2011年和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幅分别达到了102%和12.5%。同时，日本对东南亚投资从2012年起快速扩张，占日本对亚洲投资比重不断上升，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发生明显变化。 

　　（一）多重因素助推震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 

　　1.日本经济多年来持续低迷，本土企业希望通过海外投资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企业利润 

　　多年来，日本经济并未出现明显增长，2011年名义GDP更是跌至468万亿日元，成为近20年来新低。这一方面是由于地震造成大量日本企业生产停滞，产品出口受到影响，更主要的是由于多年来日本传统行业竞争力日趋下降，很多过去的优势产业和企业都已步入衰退周期，产品创新能力下降，亟需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国内传统产业，从而实现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 

　　2.地震造成日本产业链条断裂、电力供应短缺，使得制造业企业愈加重视对外直接投资 

　　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产业造成重创，包括汽车制造、电子工业在内的多个产业受到严重影响。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在2011年3月环比下降达15.5%，达到50年来的最大降幅。就汽车和电子产业而言，由于核心零部件基本都在日本国内生产，加上日本企业大都实行零库存管理，包括丰田、本田、佳能、尼康在内的大量日本制造业企业都因为零部件的供应链断裂而影响了其全球的生产体系。同时，由于核电在日本发电总量中占比高达29%，大地震造成超过50%的核电机组无法正常运转，同时多座火力发电站也受到严重影响，造成日本国内电力供应的严重紧缺，大量工业企业都受到电力短缺的影响。因此，企业基于保障生产、分散风险、建立海外灾备中心的考虑，有加大海外投资的诉求。 

　　3.日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大幅升值，为日本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资金优势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15日元左右，震后升至1美元兑81.6日元，2011年第四季度曾达到76.2日元的历史高点。日元升值的直接后果就是抑制日本对外出口，促进商品进口，近两年日本的对外贸易情况就直接印证了这一事实。2011年日本对外贸易由连续31年的顺差转为314.3亿美元的逆差，2012年逆差规模进一步扩大到780亿日元。由于出口变得困难，同时，日本企业财务年度决算采用日元计价，日元升值可能使企业财务报表直接由盈利转为亏损。日元升值一方面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资金优势，另一方面使国内企业出口陷入困境，两方面因素使得企业不得不走出国门，从而利用日元升值带来的机遇，规避日元升值带来的风险。 

　　（二）东南亚成为日本对亚洲投资的新热点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从2011年起，日本海外投资转向以东南亚为重点的趋势就趋于明显。2011年，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金额同比激增240%，高达195.6亿美元，为对华投资额的1.5倍。2012年有所下降，为105.3亿美元，但当年4－12月日本对东南亚投资仍然处于快速扩张阶段，投资金额是对华投资额的1.2倍。2013年上半年日本对东南亚投资同比猛增55%，达到102.9亿美元，而对华投资则同比下降31%，仅有50.6亿美元。究其原因，主要是基于经济和政治两个因素。 

　　在经济方面，日本加大对东南亚投资力度符合其国际经济战略布局及企业的利益诉求。首先，对东南亚的投资能够实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元化投资布局，从而分散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性风险。东南亚历来就受到日本企业的重视，2005－2009年日本对东南亚投资占其对亚洲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30－40%。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经济遭到重创，中国经济也有所放缓，日本将资金更多地投向东南亚地区也是一种对冲风险的策略。其次，对东南亚投资符合日本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经营收益的诉求。近年来，中国内地劳动力、原材料、土地、能源等价格迅速上涨，直接推高了产品生产成本，而越南、缅甸、老挝、印尼、柬埔寨等大量东南亚国家的产品生产成本则相对较低，日本企业具有通过向东南亚转移生产从而获取廉价劳动力和生产原料的动机，进而保证企业投资收益的最大化。 

　　在政治方面，随着近年来国内反日情绪的高涨以及钓鱼岛事件的影响，日本企业撤离中国市场并减少对华投资的意愿愈加明显。同时，日本政府也积极通过外交、资金、政策等多种方式支持日本企业扩大对东南亚投资。外交方面，安倍自上台提出首访美国遭拒后，就有意将东南亚国家作为日本重要的海外伙伴。安倍在十个月内连续三次访问东南亚，几乎涉及所有东南亚国家。每次访问，日本政府都将经济合作关系放在首要位置，并有大量日本企业随行。例如，2013年5月安倍访问缅甸时，就有40余家日本企业派代表同往。资金方面，日本政府利用数十亿美元政府发展援助资金（ODA）支持企业对东南亚的投资，项目涉及越南和缅甸的工业园区建设、柬埔寨的铁路及老挝机场的工程建设。政策方面，日本通过制定新兴国家市场开拓战略帮助企业在缅甸、老挝、印尼等国家寻找当地合作伙伴，并支持餐饮、零售等服务行业在当地设立新店铺，同时还派遣年轻人赴当地企业进行交流，以加强同东南亚等新兴国家的合作。 

　　三、中国吸引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

　　我们应正确认识与把握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最新动向，结合中国的国情，进一步加大对日本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度，提高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水平和效益，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向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 

　　（一）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产业迅速发展、市场不断扩大，中国投资环境也随之得到改善，对吸引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直接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劳动保障、税收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增加了在华日企的经营风险，影响了日本企业开展对华直接投资。因此，针对上述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国应制定并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保障日本企业在华顺利开展直接投资，特别是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公平公正执法，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使包括日本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能够长期在华开展投资经营活动。 

　　（二）吸引日本中高端产业来华投资 

　　日本大地震沉重打击了日本本土制造业的发展，加之金融危机后续效应和欧债危机等众多因素的交织影响，日本重新调整经济增长战略，加大海外投资力度，对其核心优势产业的生产制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新布局，以缓解、带动疲软的国内市场。目前，日本仍将中国视为重要的海外市场，震后新一轮的中高端产业海外投资将有利于中国承接技术水平较高的项目，提升中国吸收外资规模和水平。为此，中国应做好招商的前期调研和承接准备工作，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提升执法水平；积极引进日本汽车、摩托车等关键零部件产业的进入；引导日本企业加大对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战略领域的投资。 

　　（三）继续扩大开放领域，鼓励非制造业投资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一直以制造业投资为中心，非制造业投资很少。然而，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多年来一直是以非制造业投资为中心而展开的。其中，金融保险业投资、房地产业投资、商业投资、服务业投资、运输业投资等占有较大比重。因此，要推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新发展，就必须根据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点，改变单纯吸引制造业投资的陈旧观念，从制造业投资和非制造业投资两个方面，全面引进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此，中国必须继续扩大开放领域，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同时，针对中国非制造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现状，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提升第三产业各领域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为吸引日本对华开展非制造业直接投资奠定基础。 

　　（四）引导日本向中西部投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集中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北部的投资规模较小。为协调中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配合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在继续发挥东部沿海地区优势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外资区域导向的力度。在全国逐步取消外资优惠政策的过程中，应适当保持中西部地区的政策优势，形成与东部地区的政策落差，包括进一步落实财税政策，促进投资便利化，降低物流成本，以中西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载体，深入推进产业转移，引导和鼓励日本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北部投资。 

　　（五）理性对待日本企业的撤退和转移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人民币升值、工资水平提高、社会保障改革深入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正逐步减弱。因此，部分日本企业开始撤出中国，加大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力度，加工制造业、基础设施等产业开始从中国向东盟国家转移。从数量来看，虽然只有部分日本企业收缩了在华业务，但其影响不容小视。与此同时，在日本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向东南亚的背景下，技术型企业开始出现向中国转移产业技术的倾向，以期在华获得持续发展，这将有助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所以，中国应当理性对待日本企业的撤退和转移，加快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 

来源：录入    《国际经济合作》

中国企业投资英国决策动机与对策分析

2014-2-25

　　作为老牌世界强国，英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等诸多领域拥有巨大影响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陷入衰退，至今未能复原。2011年，英国被巴西赶超，成为继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和巴西之后的世界第七大经济体。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投入大、工期长，并且带动性强的基础设施领域成为英国政府的首要考虑因素。2011年底，英国财政部出台《国家基础设施规划》，在公共和私营部门设计了500多个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以及300个非基础设施的政府建设项目。2012年12月，英国政府又出台《国家基础设施规划2012年更新版》，阐述了英国基础设施基本情况、优先发展项目，以及具体领域的项目进展等情况。 

　　据英国政府测算，到2015年规划投资总额将达到2500亿英镑，其中2/3由私人投资。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雄厚的资金实力，英国政府也希望中国企业能参与其中。2011年9月，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的见证下，中英双方签署了《关于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共同促进中国企业投资英国基础实施领域。 

　　一、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广泛

　　（一）合作领域 

　　《国家基础设施规划》主要涉及能源供给、改善交通、通讯网络、供水排水、垃圾回收等多个领域。其中，又以电力能源和交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为重中之重。 

　　1.电力 

　　英国电力市场规模位居欧盟第三位，仅次于德国和法国，发电容量裕度适当，电价低于欧洲平均水平，目前已实现稳定安全的电力供应，输电网络可靠性达世界先进水平，稳定性几乎达到100%。尽管如此，面向未来，英国电力市场仍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削减碳排。英国是全球首个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写进法律的国家，英国《气候变化法》规定，到2050年英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欧盟《促进可再生能源使用指令》规定，英国到2020年实现15%的能耗来自可再生资源。二是保障用电需求与安全。英国的用电需求在人口稳定增长及经济部门稳步复苏的条件下迅速上涨，预计至2020年将较目前增加15%，至2050年将是现在的一倍。此外，英国能源行业目前处于更新换代时期，未来10年需关停21%的发电设施，一部分高发电碳浓度的火电厂将关闭，10座核电站按计划到2023年关闭其中9座，仅余1座继续运行。届时，英国预计备用容量裕度将从2010年的45%跌至2025年的不足5%，届时如遇用电高峰或紧急情况，极其有限的发电供电能力将不能保证全国用电安全。 

　　为应对上述挑战，英国提出将重点调整发电结构，大幅缩减化石燃料使用，增强发电稳定性和供电可靠性，提高间歇性发电设施（如风电场）的储电能力。不仅如此，英国还于2012年5月出台了《能源改革法案（草案）》，围绕电力市场改革提出英国将投巨资全力扶植低碳电力。其中，核电、可再生能源、普及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将成为重中之重。在《国家基础设施规划》中，上述三项涉及多个重大项目。 

　　2.交通 

　　英国政府高度重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领域，其公路、铁路、水运及民航等领域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均具备较强的竞争力，但也面临建设稍显滞后，无法满足发展需求，缺乏长期规划，以及投资压力较大等挑战。 

　　在公路方面，道路拥堵问题严重，英国交通运输部预测，到2035年公路网络拥堵情况仍将加剧。在铁路方面，英国铁路行业单位成本较欧洲其他国家高出约40%，城际乘客需求在未来30年里可能会翻番，西海岸主干道列车服务容量将在2020年前后耗尽。在民航运输方面，尽管目前机场跑道使用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但从长期来看，如果没有新增跑道，伦敦三大机场将在2030年达到最大容量，英格兰东南地区也将面临容量紧缺的问题。 

　　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英国政府已启动一系列措施。《铁路命令书》详尽说明了为实现乘客和纳税人更广泛的经济利益而发出的提议；《高水平产出规范》则陈述了政府希望通过铁路行业实现的目标，并对此做出规划；《英国航空可持续框架》阐明政府对航空业的长期计划；《国家网络NPS》则将为战略公路、铁路和货运立体交叉道基础设施的发展指明方向。此外，英国政府还针对公路和铁路网络上一些情况最为严重的瓶颈部位颁布了新的投资方案。 

　　3.通信 

　　英国在宽带和电信市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05年以来，英国的通信网络在速度、用户数量、容量、固定电信、移动和宽带服务等方面都有明显进步。目前，英国是欧洲家庭宽带覆盖率和下载速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固定语音电话成本较低，移动服务覆盖率和购买率也高于欧洲平均水平。尽管如此，英国通信市场还是存在较大问题，平均性能的衡量掩盖了全国各地通信性能的巨大差异。例如，英国58%的人口可享用超高速宽带，其中北爱尔兰人口的覆盖率为97%，而威尔士和苏格兰仅有30－40%。 

　　为此，英国政府提出通信改革目标，计划到2015年，所有地区至少90%的家庭和企业能使用超高速宽带，其余的10%则至少使用每秒2兆的宽带服务。同时，政府还希望更为有效地利用频谱资源，支持具有竞争活力的电信市场的发展。为实现上述目标，英国政府将斥资5.3亿英镑，支持网络基础设施的扩建，扩大超高速宽带覆盖范围，进一步释放频谱，并在运输走廊沿途开发扩大移动服务覆盖范围。 

　　4.环境 

　　除上述领域外，环境系统中的水与排污、防洪与废弃物处理也是此次基础设施规划的重要部分。 

　　在水与排污领域，英国政府预测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将给英国的水供应带来巨大压力。面对水资源可能承受的各种挑战，英国政府希望确保供水系统能够继续满足英国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具备一定的弹性，并按照《欧盟水框架指令》内设定的目标，改善水体状态，确保水与排污服务价格为大众所接受。为此，英国政府出台了《江河流域管理计划》，到2015年，英格兰实现良好状态的水体数由目前的26%提升至30%，支持英国税务监管机构和给排水行业实施价值220亿英镑的投资方案。此外，英国还发布了《水框架指令》，要求提高水体的环境质量，并允许在2017年底分三阶段完成规划周期。 

　　在防洪领域，英国洪水风险管理机构对洪水风险区域的家庭和财产保护水平已有很大提高，98%的资产实现了洪水风险管理资产的目标。尽管如此，英国政府预测，如果投资维持在2010年的水平，到2035年，将有33万处房产处于洪灾严重威胁中。政府希望到2015年，英格兰14.5万户面临洪水和海岸侵蚀威胁的家庭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风险最大区域的66%的家庭和企业可得到洪水热线警告指导服务。为此，英国政府将通过苏格兰环境厅投资20亿英镑，管理洪水和海岸侵蚀风险，包括新建并改进防御设施等。此外，《泰晤士河河口2100计划》为管理河口洪水制定了战略指令，相关项目投资包含至2050年的100亿英镑，以及此后为保护河口及周边家庭及其他财产所需的2000亿英镑。 

　　在废弃物处理领域，英国希望向“零废弃物经济”转型，《欧盟垃圾填埋指令》的目标是到2013年将可生物降解的城市垃圾填埋率降低至1995年水平的50%，到2020年降至35%。目前，英国城市垃圾填埋率为49%，欧盟27国的平均水平为37%。为此，政府拨出废弃物基础设施信贷中的20亿英镑，投入32项废弃物处理和管理项目，并使用私人融资为公共集资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二）激励政策 

　　《国家基础设施规划》旨在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拉动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因此，规划实施采取逐步实施、错位发展的原则，即政府决定先投资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具有全国意义的，以及最能吸引私人投资的项目。 

　　为鼓励私人投资这些项目，英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激励措施。在融资来源方面，私人融资的主要渠道是公共设施公司和商业银行，为消除其对经济不景气的顾虑和压力，英国政府准备了很多方法。例如，对投资者资金可以发挥最大价值的项目使用透明担保形式；在下一财年向绿色投资银行提供7.75亿英镑，未来3年提供30亿英镑，以确保在2015－2016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能得到足够的贷款等。在融资实施方面，英国政府颁布了《经济监管原则》，建立了高效的监管架构，强调保持金融监管架构的稳定性、信誉度和确定性。英国政府还与主要基础设施工程队合作，一方面在项目设计和施工阶段给予指导和检查，另一方面通过找到基础设施关联效应带来的机会，创造更多经济价值。 

　　（三）合作成果 

　　目前，英国是西方对中国投资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特别是欢迎中国投资英国的基础设施领域，此举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英国重点发展的能源和交通领域，中国拥有很多优秀的企业，特别是在交通运输、风电、核电和信息通讯领域的一些优秀企业已经具备向国际市场进军的能力和优势。 

　　中国政府也积极支持企业在英国基础设施领域开展投资合作。2011年，中英两国政府召开了基础设施投资大会，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双方的重点合作领域，签署了《中英政府关于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和《中国国家能源局与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关于加强能源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建立了工作组。2013年10月，中英第五次经济财金对话肯定了双方在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成果，并就核能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意见，签署了《中英关于加强民用核能领域合作的备忘录》。 

　　目前，双方基础设施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2012年，中国对英国投资同比增长95%，英国成为接受中国投资最多的欧洲国家。中投公司收购了泰晤士水务公司和英国希思罗机场的一部分股权；中石化收购了加拿大塔里斯曼能源公司英国子公司49%的股份。2012年9月，加拿大法院批准了中海油收购尼克森石油公司，而该公司一半的石油产量来自北海油田。华为公司宣布在英国进行13亿英镑的投资和采购，在未来5年内将至少为当地创造700个工作岗位。2013年10月，中国广核集团与法国电力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共同投资开发位于英格兰萨默塞特郡的欣克利角核电站。这是英国政府计划新建的8座核电站中的第一座，造价高达140亿英镑。　　 

　　二、其他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综合看来，中英经贸结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除基础设施领域外，还可在其他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发展潜力巨大。 

　　（一）金融服务业 

　　金融服务业是英国经济的支柱，涵盖银行、保险、证券、外汇、基金、衍生产品等多方面，发展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均位居世界前列，伦敦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中国也正在大力发展金融业，努力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目前，英国的汇丰银行是在华最大的外资银行，其计划进一步完善在华战略布局，将分支机构数量增至800家。中国五大商业银行（“工农中建交”）都在伦敦设立了子公司，业务种类不断增加。 

　　中英金融领域合作焦点集中在伦敦能否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上。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中英金融合作面临新突破，伦敦有意成为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并为此开展了很多积极的工作。2011年第四届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已就此展开讨论。2012年1月，伦敦金融城举行了伦敦人民币业务中心建设计划启动仪式。同日，汇丰银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发行三年期人民币债券。原计划发售10亿元人民币，但市场热情远超预期，最终发售20亿元人民币，成为伦敦向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迈出的重要一步。201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签署了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200亿英镑的中英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旨在为双边经贸往来提供支持，并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标志着双方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新进展。10月的第五届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显示，伦敦成为大中华区之外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双方继续合作支持伦敦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伦敦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将为中英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打开新局面。同时，在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的创新环境下，中英双方的金融机构也可借此机遇，加快双方金融合作的发展步伐。 

　　（二）技术贸易与研发领域 

　　英国是世界第二大科技强国，技术发明和产业创新层出不穷，在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产业等多个领域技术突出。遗憾的是，受市场和产业构成的约束，有些技术在英国无用武之地，或很难实现价值最大化；有些技术如不能立即投入使用，很快就会落伍。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增强制造业的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需要大量进口高端设备和先进技术。同时，中国也正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相对来说资金较为充裕，也愿意与国外积极开展联合研发，共享合作成果。因此，在技术研发领域，两国有进行合作的基础条件。如果将英国在可再生能源、低碳经济、环保领域的许多技术运用到中国，必将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中国企业也可依托英国企业和大学在技术研发上的优势，共同设立研发中心或开展具体项目的研发合作。 

　　（三）文化创意产业 

　　英国是世界公认的文化创意产业大国，“创意产业”这个概念就是英国最早提出的。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高附加值、低碳环保的基本特征，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是高增长、高利润的新兴产业。英国创业产业相当发达，拥有广告、建筑、时尚、视频、软件、计算机和广播等多个分支部门。目前，创意产业占英国GDP的8%，对经济的贡献率同金融服务业相当，是英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领域。 

　　中国从低端制造业走向高端制造业，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就必须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近年来，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保持在17%以上，高于GDP增速，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中英加强文化创意产业合作符合两国发展战略，具有良好的文化和经济基础，将成为两国未来经贸合作新的增长点。双方创意产业合作的典型案例是英国的设计集团与中国四方机车厂的合作，英方帮助四方机车厂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设计，向海外拓展。2011年，英国时尚业和工业设计产业也与中国深圳等城市开启了更加广泛的合作探索。因此，促进中英两国积极开展更多创意产业合作，对创造商机、促进中英务实合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投资英国的建议

　　英国是世界上投资吸引力最高的国家之一，拥有稳定的政治法律环境、完善的市场体系、通用的国际语言和卓越的交通网络等多种优势。虽然目前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对英国产业经济造成不小影响，但其深厚的产业基础仍然能为未来英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当前，投资英国应该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一）高度关注英国经济形势变化 

　　英国经济走势的变化发展对中国企业赴英投资关系重大，需随时关注英国经济发展态势，并做好风险预判及评估。目前，英国经济正逐步走出金融危机时的衰退并迈向复苏。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英国经济增长领域增多并显示出持续性。2013年第二季度英国GDP同比增长1.3%，9月英国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分别为56.7、58.9和60.3，增速均快于预期。与此同时，英国股市也迎来金融危机以来最好的一年。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英国2013年以来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价值达到71.6亿美元，为2012年同期筹措资金的八倍多。 

　　（二）制定完备的尽职调查报告 

　　英国属于经贸投资合作低风险国家，但其无论在经济制度还是意识形态上都与中国有很大不同。因此，中国企业在投资英国市场之前，除了需要了解宏观的国际经济环境外，制定完备的尽职调查报告，深入理解其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和项目投资风险等问题，必要时可聘请当地中介公司进行详尽的咨询。 

　　（三）妥善应对用工问题 

　　英国法律法规繁复，对企业在劳工、安全、财务上的要求非常严格，中国签证申请者需填写详尽的表格，申报个人、家庭的各种情况，而且必须亲自到仅设于中国几个大城市的签证中心完成指纹采样，对工作签证申请者还设有语言能力和最低薪资的要求，这些都影响了中国企业人员的正常轮换，成为中国企业投资英国的一道门槛。为此，在2013年10月的第五届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英方确认在华存在一系列利商签证服务，为希望在英国工作的人提供申请便利，但具体如何落实值得关注。 

　　（四）注重环境保护 

　　英国十分注意环境保护，是世界上环保标准最高的国家。环境保护法的执行主体由三层构成，最高一层是部级国家环保局，主要处理IPPC、垃圾处理、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的问题。第二层是地方政府，主要管理地方大气污染，地方性环境卫生噪音尘土问题和地方生活垃圾。第三层是自来水公司，主要处理下水道系统问题。环境违法行为可以被处以无限度的罚款，最高两年的有期徒刑以及相应的民事赔偿。 

　　（五）高度重视知识产权问题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目前，英国实施欧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由英国专利局作为英国贸工部的执行机构之一，遵照欧盟相关法令具体负责协调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并管理全国的专利、商标、外观设计和版权等知识产权整体架构。中国已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多个国际知识产权协定，建立健全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但企业整体知识产权意识淡薄，许多企业在对外出口时因为侵权问题而被拒，给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因此，中国企业在与英国的经贸合作中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问题，避免因不了解英国知识产权法规而遭遇贸易投资风险。 

　　（六）利用多种平台寻求各方支持 

　　投资海外除了需要依靠企业自身的实力水平外，还需要政策、资金和信息服务等多方面的支持。相对投资英国而言，中英两国已在多个领域签有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历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也均将中国企业投资英国作为重要议题讨论。在资金和信息咨询方面，国家已建立多项专项资金和基金，支持对外投资合作重大项目，如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专项资金等。同时，企业还可以谋求诸如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融资支持，充分发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政策性保险机构为企业“走出去”的保驾护航作用。此外，行业协会、商会、学会、研究机构及其他咨询中介机构相对企业而言，对行业市场总体认识把握更加全面，相对政府而言，对企业国际化的具体问题和困惑更为了解。企业可以利用其定期或不定期发布的系列报告，对企业海外投资战略和风险进行评估与咨询。 

来源：录入    《国际经济合作》

2014-2-18

　　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复苏乏力的情况下，中国对外投资却高速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存量达5319.4亿美元。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在这新增对外投资中，仅对非金融类企业的直接投资就高达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

　　与过去对外投资中第二产业增长较快相比，去年以来第三产业对外投资增长较快。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2014年1月26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行业构成情况看，建筑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则是我国对外投资增速最快的领域，分别同比增长129.1%和102.2%，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房地产业等也都实现较快增长。

　　比如在房地产领域，首创集团去年在法国大规模购入土地，而绿地集团也大力开拓美国等地市场；北京女娲珠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小丛则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正在将中国的玉文化带向世界，希望中国的玉文化能够对中国经济向外拓展起到一些作用。

　　究竟是什么有利条件，吸引中国企业纷纷涌入国际市场？企业走出去又有什么成功捷径？

　　与此同时，有些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投资却频频遭遇失败，学费交了不少，但效益并不见好。可以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路途，向来是既有着良好的机遇，更有着难解难尽的荆棘、风险。对此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表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大概是40%，还不到一半。

　　中国企业走出去究竟如何才能抓住商机，同时又如何才能避免“水土不服”？

　　对话

　　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再创新高

　　张汉亚：近十几年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在2003到2012年的10年之间年均增长达到41.6%。

　　2012年中国新增对外直接投资878亿美元，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存量达5319.4亿美元。

　　此外，截至2012年底，我国一共有16000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近22000家。这些企业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和地区，覆盖率达到76.8%，投资的行业涉及国民经济所有的行业类别。目前我国企业去境外投资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势头。

　　张玉良：2013年以来，绿地国际化的步伐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在美国，绿地投资50亿美元收购了一个综合项目，包括酒店、商业、住宅，这个项目成为中国企业在美国房地产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进入美国以后，绿地集团在全球亚澳欧美4个州、6个国家、9个城市，有了投资项目，从去年以来，绿地累计的海外投资项目达到100亿美元。

　　黄庆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振华重工造成极大的影响，但是振华按照产业链一体化的思路勇敢走出去，不仅扭转势头，而且又一次呈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最近连续获得国外多个大单。

　　在海外，振华重工第一是做码头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第二就是投资，不仅可以从投资中获利，而且可以给投资项目提供港口装备，一举两得，这种去海外发展的方式比光卖设备更加可观；第三搞全球布局，振华重工在国外有36个子公司、8个中心，主要就是产品的交付、售后服务、技术改造，由此贴近海外用户寻求新的市场；第四要搞海上运输和海上工程项目安装，如振华重工有工程船，配合运输船可以在海上进行安装。

　　中国海外投资将成为全球经济新引擎

　　辜胜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三大机遇，其中之一就是企业的海外拓展。在对外战略方面我们要从商品输入大国向商品输出大国迈进，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中国的对外投资将高速增长，有乐观的预测认为中国有望在2020年为世界经济贡献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对外投资。

　　郭夏：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已经出现了重大挫折，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引擎就是中国海外投资。中国海外投资将会带来整个国际金融秩序的一个重大改革，中国海外投资不是靠拿美元去投资，一定是靠人民币海外直接投资，那么下一步可能将来要有几十万亿的人民币撒向全球。

　　当中国海外人民币的数量比重超过国内人民币比重的时候，人民币将会成为世界的人民币。而这种人民币的国际化、全球化将会带来整个世界金融格局的变革，而且也会带来世界经济的繁荣。所以中国的海外投资，将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变局，重大机会。

　　张玉良：所有行业的大企业，最终的竞争舞台都是要在全球竞争，地产行业也同样，最后的竞争，就是龙头企业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进行比拼。像绿地这样的大企业，其专业能力、建筑水平、开发管理、品牌影响力，已经到了具备走向世界的影响力。

　　现在的国际市场当中，我们比一般国外企业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比如中国有大量的海外留学生，这就构成了我国巨大的海外市场，尽管这些市场外国企业可以做，但中国企业去做品牌力、号召力会更强，而且中国企业的产品更加适合华人的需要、适合华人的文化。所以在这种市场、品牌、实力各方面都具备的条件下，如果中国企业不去做，那就是放弃了。另外全球的经济缓慢复苏时，各类资源的价格都比较合理，此时走出去就具有难得的成本优势。

　　国家应为海外投资提供必要的保障

　　辜胜阻：在海外投资中也要关注投资的风险，现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大概是40%，全球跨国并购的成功概率是25%左右。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概率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

　　海外并购有所谓七七定律，就是70%的海外并购不可能实现预期的商业价值，不能实现自己商业价值的并购中就有70%的原因受制于文化。海外并购有资产的整合、人力的整合、品牌的整合、文化的整合，四大整合中文化的整合是最为关键的。所以要成功实现海外拓展，首先要关注文化的整合。

　　通过研究发现，在推进企业海外拓展的过程中，政府要有宏观指导，要提高服务水平，银行要拓宽外汇储备运用的渠道和服务，企业要通过市场满足国际化人才技术和资金需求。商会和协会要加强自立，不要造成恶性竞争。外交部门要提示和防范风险，中小企业要抱团推进产业技术发展。

　　然后在企业海外投资管理过程中要高度重视PE，也就是股权投资，对企业在海外投资的作用。中介机构要提供专业化的咨询，特别是法律服务。

　　最后一个内地企业在海外拓展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香港，通过香港来“借船出海”。香港有融资的优势，有地理的优势，它是内地企业海外投资的跳板，它有人才优势，可以提供专业化服务；它有并购的优势，市场的优势，特别可以助推品牌国际化，比如说2004年联想收购IBM是通过香港。

　　郭夏：很多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频频失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缺乏必要的调研和研发。这完全是拿着傻钱干傻事。要改变这一局面，应该让投资中的研发比重增加，比如说投资一百亿，可以考虑拿出一个亿、两个亿、三个亿，甚至五个亿去搞勘探、调研和各种各样的预案研究，但事实是很多失败的企业都没有这样做，都是拿真金白银做学费，最后拿着一百亿去学习三五个亿的思想成果。所以要想在中国海外投资的大潮中少呛水、少翻船、少碰壁，一定要高度注重研发。

　　中国海外投资也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全球经济秩序，随着中国海外投资的大力发展，中国更多主权财富将分散在世界各地，国家应该为中国的海外的各种各样的财产安全提供有效的保障。另外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也需要建立一种更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一种更好的国际合作关系。实际上21世纪将是一个全球创智的时代，我们需要构建一种跨国的经济合作关系来解决国家之间的纷争。 

来源：    中国新闻网 

2014-1-27

　　摘要：黑龙江省直接与俄罗斯接壤，在对俄合作经营上具有非常好的地理优势。中国和俄罗斯相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黑龙江省企业如何充分抓住地缘优势，从而抓住中俄经贸合作的良机，找准双方合作的切入点，从而开展跨国合作经营，成为促进黑龙江省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在分析黑龙江省企业对俄合作经营现状的基础上，对黑龙江省企业对俄合作进行了SWOT分析，并进一步对黑龙江省企业对俄合作经营策略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关键词：黑龙江企业，俄罗斯，合作经营

　　一、黑龙江企业对俄合作投资现状分析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黑龙江省企业对俄合作经营有了非常好的进展，不仅在投资速度和投资规模上有了不断的扩大，同时项目技术含量有所提高。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合作经营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1.目前俄罗斯缺乏国际规范的机制，在中俄贸易主体都以公司企业为主的情况下，对方在法律、政策、执行机制、制度、投资保护、通关检疫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完善、不配套的情况，从而使合作经营中黑龙江企业进行投资业务的举步维艰。 

　　2.俄联邦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不平等。我省企业在俄注册往往存在着不公正的待遇，出现问题往往受制裁的只有中方，而且无相应职能部门进行审诉。企业在俄得不到优待，征收高税赋的现象大有存在。黑龙江公民在俄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搜身、罚款和关禁闭是常有的事情。 

　　3.境外投资管理制度不健全，程序复杂，通过率不高。我省在境外投资管理上呈现多部门管理，投资管理机制不健全，使审批程度较为复杂，且办事效率较低，所以也导致具有对外经营权的主体也呈多元化，对外投资力量较为分散，这样就形成不了一定的凝聚力，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足够的竞争力。 

　　4.在俄企业实际运作率低。黑龙江省企业开始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对俄合作经营的高峰期，但投资由于缺乏科学的论证，所以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最后导致投资失败的企业较多，成功者很少。黑龙江省企业对俄投资较为单一，多集中在商业、饮食和服务业，而且合作规模都较小，没有充分将双方的优势和潜力发挥出来。 

　　5.境外从业人员业务水平普遍偏低，管理者在国外管理经验匮乏，境外投资管理复合型人才少之又少。 

　　二、黑龙江企业对俄合作的SWOT分析

　　1.优势。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接壤，自然资源丰富且经济结构互补性强，俄罗斯加入WTO后，首要任务就是复苏国内经济，实现俄罗斯强国计划。为此俄罗斯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改善投资宏观及微观环境，借此来提高俄罗斯的商业吸引力。近几年，双方高层领导人在经贸合作方面互相往来次数明显增多，互利互惠程度与日俱增。黑龙江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以及传统优势产业，如今已成为我国对俄经贸合作的“桥头堡”和“枢纽站”。 

　　2.劣势。（1）企业总体规模有限、竞争优势不明显。目前，我省从事对俄进出口业务大多为中、小型民营企业，成立时间短、规模小，并且在从事国际贸易、合作等方面都是以“小伙伴”方式进行。草签不规范合同、嘴上共识等贸易行为屡见不鲜。再加上“家族式”经营管理模式的限制和企业融资渠道狭窄等因素的制约最终导致资金不足、风险防范能力弱，市场竞争优势不高。因此需要建立对俄大企业联盟来提高竞争力，打造“黑龙江制造”品牌。 

　　（2）俄罗斯国内、国外两种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将促进俄与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按照世贸组织规则，俄将对国内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适当修改，投资环境、贸易秩序等随之都将得到完善，以有利于双边贸易的合作共赢。由于经济发展中的投资需求日益增长，俄罗斯政府也希望通过加入WTO为契机来推动法律环境的改善，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在双重推动力的刺激下将给我国其他兄弟省份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投资俄罗斯市场提供有力条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俄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条件是在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前提下，也就是说改善贸易政策体制的同时也要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既使俄加入了WTO，也不表明俄将完全开放其市场准入条件。俄本国的市场准入条件是必须使不同的关税水平在整体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及提高综合竞争力。对最敏感的部门，要保持充分的关税保护水平，以此来保护本国公司的利益。这些将对我省企业进军俄罗斯市场增加很大的难度。 

　　（3）面临受俄罗斯政府利用反倾销手段打压我省企业的威胁加大。随着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依世贸组织相关协议规定，俄必须扩大货物、服务的市场准入程度，即具体要求降低关税和规范非关税措施，逐步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对于黑龙江省来说，自2011年起，我省在与俄远东地区经贸合作方面始终保持贸易逆差的状态，主要原因来自于一是我省出口到俄的商品大多都是产品附加值低、可替代性强的低端产品，而从俄罗斯进口的大多是能源类等大宗商品、不可替代性高；二是我省出口商品质量粗糙、价格低廉，在俄罗斯市场份额相对比较低；三是俄罗斯企业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我省商品打进俄市场困难提高。因此俄罗斯政府凭借与我省贸易上优势，再冠以公平竞争、规范市场秩序为理由对我省商品采取反倾销策略，以此维护本国企业利益。 

　　3.机遇。俄罗斯人世后作为成员国之一必须遵循世贸组织规则，贸易的规范化和市场开放，为黑龙江省商品和投资进入俄罗斯市场提供更大的便利条件。双边国际经济贸易纠纷的解决方式也更加完善、合法和通畅，这将为深化双边经贸合作、落实两国领导人关于双边贸易额阶段性目标的规划提供新的动力。 

　　（1）投资环境的改善为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提供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在世界贸易组织基本权利义务中明确规定：任何一个成员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和入世后一段过渡时间内，必须将本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修改，国内投资宏、微观环境、国际贸易秩序也要得到明显改善，以达到互利共赢。据俄媒体2011年11月28日报道，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在外来投资监管委员会全会上强调：“俄罗斯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各个领域为国内外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甚至涉及某些对国家经济发展有核心战略意义的领域。”他还指出，我们在完善企业投资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通过一系列的修正法案。此外普京补充到：“我们所做的创新举措都将具备法律效应，相信在2012年外来投资者一定能在一个崭新的、透明的、公平的、更加人性化的规则下进行投资活动。” 

　　（2）俄入世后整顿市场秩序有利于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向规范化发展。市场秩序是保证市场主体各种活动顺利进行。旨在保证公平交易，平等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俄罗斯在人世前，本国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灰色清关”等腐败问题以及非法移民扰乱国内劳动力市场等现象大有存在。自加入世贸组织后，俄必须依照规定整顿国内市场秩序与国际接轨。如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体系环境、政府职能部门的改革、相应法律、法规、政策的修改等。俄市场秩序的整顿不仅规范化了国内市场，而且也促使其市场准入制度向规范化发展。给我省对俄合作企业提供一个公正、合理、合法的平台的同时，也促使我省企业向规范化发展。 

　　（3）关税下调，将降低我省企业对俄合作成本。根据世贸组织中非歧视性原则的规定，成员国之间必须互相享有最惠国待遇或国民待遇。而非歧视性原则实现最主要的途径就是降低本国进出口关税。中俄两国同为WTO成员国，无论双方采取什么待遇方式，都将享受关税下调带来的益处。另外，俄还继续规范海关管理，降低报关费、仓储费及货物运输等费用。这些举措必然会降低我省企业出口至俄的商品交易成本，提高利润空间，也必然调动我省对俄合作企业对俄投资、对俄贸易的积极性，市场空间巨大。 

　　4.挑战。（1）俄市场秩序规范化将会给我省出口增加难度。俄罗斯加入WTO后，作为成员国必须进行国内市场秩序的规范化改革。一是市场准入制度的规范化。进出市场的经济主体必须具备合法的经济条件，门槛会降低；二是市场竞争秩序的规范化。必须使用正当经济手段，倾销、不正当竞争是绝对禁止的；三是交易行为秩序的规范化。目前我省出口俄的商品大多是服装、纺织品、蔬菜坚果、钢材、汽车等。和其他国家出口到俄的同类商品比较基本是附加值低、零利润、粗加工的，另外我省企业的信誉度和品牌形象问题。总体来看无优势可言，出口难度增加。 

　　（2）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在贸易总量上看，中国不是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俄入世后，美国、欧盟、日韩对俄罗斯巨大的潜力市场均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森林采伐、能源进出口、服务贸易、科技、新兴产业等领域加大了对俄合作力度。这不能排除俄对这些国家政策的倾斜，对我国乃至我省企业对俄市场竞争带来困难。 

　　（3）资源类产品进口受限。近几年，黑龙江发展迅猛，对俄进口主要是原油及成品油、化肥、铁矿砂及其精矿、原木及锯材、煤炭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俄入世后，致力于调整出口商品结构。由原来的以食品、能源、资源为主向机电产品和各种加工工业在原有结构中要占一定比例转化，因此势必减少资源类产品的出口。另外，俄国内还有一种声音：不希望成为中国原材料的“附庸国”。这些因素将影响我省资源类产品进口。 

　　三、黑龙江企业对俄合作经营策略

　　1.及时转变观念，制定长远的对俄合作经营规划。两国的文化差异是黑龙江省企业在对俄合作经营方面首要问题，因为文化观念的不同导致经营方式的不同、管理理念的不同、贸易习惯的不同。因此我省企业应迎合俄罗斯的入世转变观念，从双方经贸合作的长远利益考虑，掌握新形势，抓住新机遇。俄罗期境内有非常多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已成为未开发的资源宝库，所以黑龙江省企业应顺应势态的发展，加大与俄进行多领域的合作经营。 

　　2.在对俄合作的黑龙江省企业应加大规模、上档次、上水平以集团的形式进行运作。黑龙江企业对俄合作经营应进行规模化的经营方式，政府职能部门应该鼓励、扶植有实力的企业组成对俄合作企业“大联盟”与俄企业进行对接。深层次的发挥我省在能源，重工业如：石油勘探、煤炭采伐、机电产品、林业采伐和深加工以及农业种植等行业的比较优势。寻找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大项目进行合作，从而有效的占领俄罗斯市场。 

　　3.寻找突破点，扬长避短，扩大投资规模。黑龙江企业在对俄合作经营上应加到切入点，如投资开发俄罗斯的第三产业、消费品项目、医药、建中医院、资源开发等。目前俄罗斯尽管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但其农业的发展还处于十分缓慢的程度，所以黑龙江省企业可以与俄罗斯开展多层次的农业合作，黑龙江省企业利用在农业种植、养殖、加工等方面的优势，与俄农庄进行合作，充分利用其俄农庄先进的设施，从而形成农工贸一体化的经营实体项目，同时还要做好农副产品的出口业务。 

　　4.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要充分发挥我省对俄边境口岸的地域优势开展物流合作，大力发展跨境路江海联运。依托我省内有综合保税区，在俄有境外合作园区为双方提供良好的合作平台。利用资源的互补性这一特点争取多的外贸发展资金使企业“走出去”，“引进来”。 

　　5.建立统一、专业的培训组织，成立“对俄专家库”，重点培养对俄合作专项人才。我省在对俄合作软实力上也有着巨大优势。许多大专院校设立培养对俄人才的专业，也有专门从事于对俄研究的科研院所，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但是资源比较分散，无法形成凝聚力。因此我们可以将省内的对俄专家有效地组织起来，由专门机构管理。通过函授、远程教育等方式让专家给我省对俄人员进行培训。 

　　四、结束语

　　黑龙江省企业对俄合作经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为了更好的开拓和占领俄罗斯市场，黑龙江企业应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高企业的科技水平，使企业的产品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培育和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商品，以质量取得经营中取得胜利的战略，注重对产品名牌的培养，提升中国商品和企业的形象和声誉，从而使黑龙江省企业加大对俄罗斯市场开拓的潜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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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张秀杰.对黑龙江省企业在俄罗斯跨国经营的思考[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4，（1）：74－77. 

　　[4]于长春.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西伯利亚研究，2012（4）：15－18. 

　　[5]孙宇.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对黑龙江省与俄经贸合作的影响[J].西伯利亚研究，2012（10）：19－22. 

　　[6]王佳丽，苍璠.俄罗斯入世对黑龙江省对俄贸易的影响和应对措施[J].对外经贸，2012（6）：32－33

　　作者简介：王振华（1979－），男，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咨询服务中心经济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孔凡玲（1968－），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审计学、会计学、对俄贸易等

来源：录入    《商场现代化》

2014-1-26

　　第三，建立小企业出口促进体系。出口促进体系由美国商务部倡导，以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TPCC)为组织核心。按照功能划分，TPCC下设的各功能性机构可分为两类。(1)信息咨询服务网络，主要由以下机构组成：①出口援助中心。该中心的主要功能是为小企业出口商提供目标市场研究、市场需求预测、市场统计资料、贸易保险等方面的多种信息服务。②贸易信息中心。该中心的主要功能是向出口商提供有关政府贸易促进措施计划及获取金融、保险等方面的服务，以引导小企业出口。③商务部全球商业服务网络。该网络覆盖了全美甚至世界大多数区域，向已从事和准备从事商业出口的小企业提供特定区域的市场分析，寻求潜在的贸易伙伴。④具体产业部门的信息服务机构。例如，美国农业部设立了“国外市场农业服务组织”，实施多种措施支持农、林业产品出口，帮助出口商开拓国外市场。(2)融资服务系统，主要由以下服务组成：①小企业管理局的贷款担保。小企业管理局作为小企业的借贷担保人，提供多种形式的借贷担保，担保率最高可达到90%。美国政府还制定和实施了国际贸易信贷计划(ITL)和出口周转资金贷款计划(EWCP)。根据ITL，小企业管理局可以为小企业提供125万美元的信贷担保，最长贷款期限可达到25年。②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BANK)的服务。主要为美国产品和服务在海外销售提供贷款支持，包括流动资金担保、出口信用保险、商业贷款保险和直接贷款等。该银行制定了小企业特别计划，为出口型小企业提供特别服务，如小企业保险计划、贷款、担保、利息资本化等。③美国私人海外投资公司(OPIC)的服务。该机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般商业上无法得到的金融服务，来帮助美国私人企业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投资。该机构对多种新项目、私有化项目及扩建和改造项目提供融资和担保。

　　第四，鼓励小企业技术创新。美国政府通过增加政府投入等多种方式，鼓励和扶持小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术创新，增强国际竞争优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制定了有针对性的科技计划，如“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和“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TTR)，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事实上，正是借助于美国政府对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强力扶持，小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企业。

　　近年来，美国大力支持企业跨国创新，强化国际科技声音。美国通过在国际组织中占据主要职位、大量派驻工作人员等手段主导国际组织，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美国开展了一系列科技援外行动，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研究支持，把争夺全球创新领先地位作为国家目标。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要保持美国的世界创新中心地位，《美国创新战略》提出：提升美国创新的基础能力，培养符合21世纪知识和技能需要的下一代人才；提升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在国家优先领域催生重大突破，发动清洁能源革命，加快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先进制造的发展，提高空间能力和开发突破性应用技术。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要对研发税收永久抵免立法，并且加大对创新的政府采购，为新技术提供引导市场，激发创新，以市场带动创新。美国政府通过政府采购，在计算机、半导体、集成电路、航空航天和生物制药等领域，扶持和发展了一批重大战略性技术，并推动了这些公司跨国发展。

　　三、新形势下推动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具体政策建议

　　支持“走出去”战略的政策体系，国家制订了许多政策措施。近几年，国务院先后批准下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商务部(原外经贸部)会同有关部门据此制定了16项财税、外汇、信贷配套政策，形成了我国较为完整的对外投资鼓励政策体系。同时，我国还建立了国内由有关行业组织、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国内投资主体等共同参与的形式多样的协调机制，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经营行为。自2003年以来，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开始从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新高度，认识和规划国际化经营战略。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一套促进企业国际化的政策、服务、监管体系和协调机制。但是，这一体系和机制还需要继续完善。

　　(一)要进一步深化宏观管理部门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第一，精简审批内容，减少审批程序。建议政府改革管理体制，规范行政审批。取消没有后期监管手段、不承担审批责任的前置审批，大幅简化审批程序，合理确定申报材料，避免重复。国家主要通过利率、贷款规模、税率、出口退税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的国际化经营。

　　第二，改革外贸管理体制。应进一步扩大以企业为基础的经贸组织，创立各种对外经贸公司或代理公司，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可以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同时，也要创办更多工贸结合、技贸结合的公司。为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顺利开展对外贸易与技术交流，要在业务上、征税上按国际惯例与通行做法与别国或缔约国进行合作。

　　第三，改革外汇管理体制。适度放宽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限制，取消管制，放宽外汇审批，简化手续，允许企业开立用于境外投资的资本项目外汇账户，提高用汇和汇出的便利化程度，积极发展外汇市场。

　　第四，改革税收管理体制。对国际化经营的各类企业实行统一税制；完善出口退税管理；改革关税，主要包括降低关税总水平，力争使名义关税与实际关税基本相符，减少各种不规范的减免税，使关税的减免受到WTO规则的制约。

　　(二)深化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法律法规体系

　　第一，要突出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赋予一定条件的优势企业更多的投资自主权，对鼓励类境外投资实行登记备案制，逐步实现对外投资管理由事前审批为主，向加强事后监管转变。各级政府应各司其职，积极为企业对外投资创造良好条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制订境外投资规划，抓紧制定出台境外投资产业指导政策。

　　第二，要尽快建立我国境外投资的法规体系，规范管理体制。我国对境外投资的管理一直以国务院各部门颁布的规定为依据，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境外投资法，而原有的规定大都是以国有企业为目标约束对象，对其他所有制企业没有明确规定，而大量民营企业纷纷绕过国家外汇管制完成资金输出。因此，国家立法机构应针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的趋势，制订境外投资的相关法规，统一和规范对各类性质企业境外投资的管理办法，规范和支持其国际化进程。同时，建议加快建立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法律法规体系，抓紧研究制定出台境外投资、海外投资保险、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制订相应的配套规章制度。

　　第三，要清理各种与WTO规则相违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在市场规则的制定时，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市场分布、行业结构和经营规模进行统筹考虑，加强宏观协调，避免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盲目竞争。对有条件、有优势、效益显著的国际化企业，要给予法律方面的优先扶持。

　　(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监管和安全保障

　　(1)要对企业国际化运行情况进行有效监控，设立宏观监控分析数据指标体系。(2)要推动建立国内有关行业组织、我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国内投资主体等共同参与的形式多样的协调机制，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经营行为，且防范恶性竞争，维护我国利益。(3)建立跨国经营安全风险预警系统和应急处置机制，防范系统性风险。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情报信息的收集、评估和发布工作，指导企业有效规避投资风险。(4)提供国际化经营的信息服务。建立以政府服务为基础、中介机构和企业充分参与的信息网络。建立国家“走出去”项目信息库及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及时通过网站发布政策、国别调研、项目情况等信息，为企业、政府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5)外交工作要为企业对外投资的实施提供服务和保障，把为企业跨国经营服务作为经济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政府应积极与有关国家签订经济合作、投资保护、海关互助合作、避免双重征税、司法协助、领事条约、便利双方人员往来、社会保险、检验检疫等政府间双边协定，扩大和利用双边、多边、区域国际合作机制。

　　(四)加快完善保险、财税、金融等支持政策措施

　　第一，深化政策性出口信用体系改革，建立健全涉外投资信贷和保险政策体系，加大支持力度，规范政策性业务，为防范企业国际化遇到的国家风险提供较充分的保障。充分利用区域性金融平台，积极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搭建以财政资金为导向、政策性金融为杠杆、商业性金融为主渠道、资本市场为必要补充的金融支持平台。

　　第二，设立企业国际化发展基金。现有的财政金融政策主要有：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援外优惠贷款、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资金等，对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业务起到了良好的支持作用。但因资金有限，企业还不解渴。建议设立“走出去”发展基金，对项目给予优惠贷款或贴息资助。

　　第三，设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目前，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已经开始对境外投资进行风险承保业务，但由于没有专项资金的支持，该项业务所起到的作用仍十分有限。因此，建议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对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但风险高的海外投资给予适当的资助或保险支持，降低企业风险。

　　第四，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在避免双重纳税的前提下，区别投资国家、地区和行业，分别采取税收抵免、税收饶让、延期纳税、减税、免税和出口返税等不同的政策。对关系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项目、重要的区域性合作项目，要给予特殊的政策优惠。

　　(五)大力发展跨国大型企业集团

　　美国企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占领国际市场并在国际竞争中保持强大实力，关键在于将跨国企业集团的发展作为竞争国际市场的主力军。我国企业集团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特有的优势。今后应从高起点、有重点、分层次、外向型方面，发展大企业集团，使其快速走向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兼并，并尝试本地化组建企业集团。对于一些重要的市场，市场份额远比短期利润更为重要[2]。

　　(六)推动建立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导的对外投融资配套服务体系

　　我国对银行走出去采取的政策，更多的是限制而不是鼓励，对银行国际化缺乏足够的支持。对国内市场的过度保护和对国际市场开拓的支持不足，不利于我国银行崛起。我国亟需推动以金融机构为主导的对外投资配套体系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国内金融机构设立和发展境外机构，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同时，金融机构还能为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客户信息、咨询、管理乃至股权投资等方面的配套服务。

　　要及早建立以进出口银行为主，对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支持的专项金融服务体系，确保企业国际化所必须的信贷规模和优惠利率，加强对出口贷款运行的监控，并配合多元化市场战略，鼓励发展出口生产基地。

　　(七)构建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服务体系

　　必须把推动中小企业国际化作为支持重点，加快建立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平台。

　　第一，政府机构要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给予强力支持。此外，应当采取鼓励的态度和政策，使现有社会资源中的更多组织和机构以其专长、信誉和高质量的服务，参与到中小企业国际化的服务体系中。可以考虑将现有的多个涉及中小企业管理的职能部门进行撤并，设立专门统一的、具有综合协调能力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彻底改变对中小企业多头管理的状况，强化中小企业管理机构职能。

　　第二，要立法固定各项发展促进措施，并配之以相应政策。我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的颁布只是开端，而围绕着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各方面的法律和政策，都应尽快到位。要进一步完善各种有关中小企业的法规制度，以明确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发展方向和管理原则。根据当前的立法情况，在已经出台法规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适用于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中小企业促进法、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法等法律。

　　第三，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一是要建立中小企业优惠融资体系。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政府运用少量的财政资源为政策杠杆，通过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向中小企业直接提供优惠贷款，是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有效手段。二是建立、完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制度。中央和省(市、区)财政预算都要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三是要积极探索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资金投入和退出机制，发挥政府对风险投资的导向作用。

　　第四，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强化产业导向，积极培育新产业领先型中小企业，突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扶持。通过相关政策，鼓励中小企业向技术密集型、信息技术型、绿色环保型、资源深加工型方向发展。技术竞争是当今国际竞争的关键，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尽管具备了一定的研发能力，但总体而言，其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还不高，需要政府制定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和措施，提高中小企业的科技研发水平，不断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增强出口竞争力。

　　(八)构建自主创新政策的国际化理念

　　第一，兼容性。自主创新政策既是本土政策，也具有国际效应，包容内外资，衔接国内外，对国际规则具有兼容性。在全球化条件下，外资就在本土，本土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自主创新政策不再是单纯的国别政策，同时具有国际意义。每一项自主创新政策都要考虑与国际规则的匹配问题。

　　第二，公共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应该逐渐增加普惠性、社会性的政策。发达国家的创新政策，重视公共领域和市场失灵领域，注意防止损害公平的竞争和垄断。针对小企业设计的支持政策往往不受国际规则的约束，能够有效带动本土企业创新。

　　第三，市场化。政策导向要符合市场规律和有利于启动市场。一是推动供给的政策，应最大程度地采取税收优惠等间接手段，少数直接资助的项目，也应以企业用户需求为导向，政府配套支持，而不能政府直接去做。二是政策的对象范围应从供给侧扩大到需求侧，通过鼓励私人消费培育市场，带动创新。

　　第四，法律化。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经不是个别的局部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综合性问题，创新政策也成为高外部性的综合性政策。发达国家把创新政策作为综合政策，通过立法出台。既简明扼要，又可操作、可检查、可追究，能够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我国在很大程度上把创新政策当成专门政策，一般由部门制定、发布。部门间相互独立，缺乏统筹，创新政策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往往不能协同。按照国际化的理念，要把创新政策作为综合政策加以法律化。

[2]我国的海尔，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通过本地化成功进入了美国市场。这一成功经验告诉我们，立足依赖当地资源，开发与本地需求紧密结合的产品，是防止竞争对手抢占市场额、保证公司长期利益的有效途径。对我国跨国公司来说，本地化还有利于淡化企业的母国背景，尤其是意识形态差异，进而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取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媒体以及公众的支持。

来源：    《全球化》 

2014-1-26

　　摘要：本文在介绍、剖析国外企业国际化发展历程和美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在新形势下，在推动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之外，国家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尤为重要。为此，借鉴国外企业国际化经验，对完善我国企业“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企业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从19世纪初到21世纪，企业国际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1890年前，欧洲跨国公司初期阶段

　　第一批现代跨国公司出现在欧洲。第一家跨国公司始于1815年，比利时的撒高克里乐钢铁公司在普鲁士建立了子公司。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运费和高额关税的原因，产品难以出口，更多的欧洲企业开始尝试在国外投资设厂，如德国贝叶公司成立于1863年，瑞士雀巢公司成立于1867年，英国利华公司成立于1890年。此外，欧洲人还在拥有石油和矿产原料的国家投资开矿。两次世界大战使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浪潮受到抑制。

　　(二)1945-1970年，美国跨国公司大发展阶段

　　第二次跨国投资热潮从1945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由美国公司主导。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经济遭受重创，美国企业获得迅速发展，不但占领本国市场，还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二战之后，欧洲企业重新获得发展机遇，并逐渐占领了欧洲市场。美国的出口产品，由于关税和运费加大了成本，无法与欧洲当地产品竞争，美国企业被迫开始对欧洲进行投资，建厂就地生产。同时，跨国公司也开始进入拉美和发展中国家，主要利用当地低廉的劳动力，生产商品就地销售。

　　(三)1970-2000年，日本和欧洲跨国公司实力上升阶段

　　第三次跨国投资热潮以欧洲和日本企业的国际化为主要特征，腾飞起步于1970年代初，截至于20世纪末。二战之后的重建使得欧洲和日本跨国公司获得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但母国狭小的疆界限制了它们的发展空间。到1980年代，日本和欧洲跨国公司的实力大大上升，甚至已与美国企业并驾齐驱。

　　(四)2000年至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实力进一步增强，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进程加速阶段

　　第四次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始于21世纪初。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企业国际化进入新的发展周期，发展速度大大加快，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目前，跨国公司的经济总量和出口额分别占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0%和全世界出口额的1/3。此外，跨国公司投入的研发费用占全球民用研究与开发费的75%-80%，控制着80%以上的专利权，60%以上的国际技术贸易，80%的国际技术转让。最大的跨国公司的经济规模相当于中等国家的实力，早在1999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产值(1806亿美元)超过波兰的国民生产总值GNP(1608亿美元)，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的产值(1501亿美元)相当于印尼的GNP(1537亿美元)。总之，随着国际化大生产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支配能力越来越强。同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跨国公司的数量，过去15年的增速已经超过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

　　近年来，企业国际化的表现是全球化，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创新的全球化趋势加快。在此条件下，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自主创新，就无法最大限度地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在全球化中只能充当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世界工厂”[1][1]。

　　二、美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发展情况与政策

　　(一)美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情况

　　1.美国大企业国际化情况

　　美国跨国公司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美国跨国公司初创期。美国内战结束之后，美国工业企业通过垂直的、水平的合并和兼并，迅速发展成为现代工商企业。为获取原料和寻找市场，开始拓展国际业务，首先在海外建立原料供应基地和销售公司，进而投资建厂，就地生产。二是二战期间，对外投资获得迅猛发展。三是二战之后，美国跨国公司逐渐在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建立了绝对优势。

　　美国跨国公司的主要特点：

　　第一，规模大、实力雄厚。二战后，美国跨国公司飞速发展，其规模和实力是其他国家跨国公司无法匹敌。尽管后来西欧和日本的一些跨国公司形成了与美国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力量，但就总体来看，美国仍不失其跨国公司的霸主地位，在一些重要的工业领域，美国跨国公司依然称雄于世。

　　第二，技术先进。美国跨国公司始终把技术领先作为其发展海外经营的基础。巨大的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投入，丰厚的人才资源优势，以及规模经济效益，使美国跨国公司取得了大量的科技成果，完成了数目可观的发明创造，长时间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在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第三，与金融系统相融共生。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金融系统的大力支持。银行从发行股票、债券、提供信贷、调拨资金，直到充当业务顾问、供给情报、参与投资规则等各方面为跨国公司提供“全面服务”。美国一些著名跨国公司都与银行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随着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一些大的跨国公司还组建了自己的内部银行，更加迅速而有效地解决了海外经营的资金运行问题。

　　2.美国银行业国际化情况

　　美国银行海外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87-1914年，起步阶段。美国银行的海外分行从1887年的1家增加到1913年的6家。第二阶段，1915-1950年，起飞阶段。两次世界大战给了美国银行巨大的机会，海外分行数量从1913年的6家增加到1950年的95家，主要沿着西欧、中东、南美洲和中美洲的商业中心扩张，具有典型的贸易引导特征。第三阶段，1950-1980年，加速发展阶段。到1984年美国有163家银行设立海外分行905家，国际化银行数量从1960年的8家发展到1980年的139家。海外分行总资产占所有银行总资产的比重从1960年代末的4.3%，提高到1984年的20%。这一期间，美国银行还积极参与组建银团银行。1975年全球88家银团中美国就参加了32家，占40%。这一阶段美国的国际化银行正如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一样，独占鳌头。第四阶段，1980-2012年，调整巩固阶段。美国银行的海外扩张进一步加剧。这一阶段的海外发展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海外机构数量通过并购大幅下降，但是资产规模大幅提高，海外资产的集中化趋势明显，主要沿着太平洋地区开展业务，特别是日本、我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

　　3.美国小企业国际化情况

　　美国小企业指的是雇员只有500人以下的企业。美国是由千百万个小企业构成的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美国小企业发展始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末得以快速发展，每年新增100万家。到目前，全美国共有小企业2140多万家，占了全美国企业总数的99%，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60%.新增加的就业机会有67%是由小企业创造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美国小企业经济非常强大，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是促进充分就业、保持美国社会稳定的根本基础。更重要的是，小企业有很强的创新能力，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创新发明是在小企业实现的。并且小企业对科技进步也有很大的贡献，美国的高技术公司在起步阶段通常都是小企业。

　　近年来，迅速成长的美国小型或新成立的公司正在重塑美国经济的未来，它们在亚洲、加拿大、拉丁美洲、欧洲和非洲获取了数千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如果美元疲软继续拉动美国出口，加之美联储降低利率，美国小型企业的出口额还将进一步攀升。美国硅谷研究机构Intuit最近发布报告称，到2018年，一半的美国小型企业将进入全球市场。一些咨询人士、经济学教授和政府官员认为，从美元疲软到全球市场开发程度逐步提高，美国小型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步伐将会越来越快。全球贸易关税大幅下降，市场准入规则大为简化，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为提高，这些都为美国小型企业打开了国际市场大门。很多移民型小型企业主利用与其母国的文化纽带、互联网和精明的市场战略进入国际市场。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和汤姆森金融(Thomson Financial)的调查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增长迅速的美国风投公司向美国、中国、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投入的资金总额达830亿美元。

　　(二)美国政府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政策

　　1.美国政府在跨国公司国际化中所起的作用

　　第一，为跨国公司提供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的保护。1969年，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美国私人对外投资承担特种风险和综合风险保险业务。保险范围包括因战争、革命或暴力造成的破坏；因国有化、征用或没收造成的损失；以及因当地货币兑换困难而影响资金周转、利润汇回等风险。

　　第二，税收鼓励和政府保证。美国税法规定，跨国公司的国外利润，只有汇回国内后才课税，这就直接鼓励了跨国公司以利润在国外进行再投资；为减轻跨国公司税赋负担，美国政府还同许多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课税的规定；为便于美国公司在国外取得发明专利，美国同一些国家签订了专利合作协议等。

　　第三，向跨国公司提供出口信贷。在这方面，美国进出口银行占有重要地位。根据1945年修订的进出口银行法案，其贷款权限和资金额加大了，除了以中长期信用方式发放国外开发项目贷款，出口贷款等业务外，还管理着美国公司需要的外币贷款。其发放贷款，是以服从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为准则的。

　　第四，以政府援助为契机，带动本国企业向海外扩张。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马歇尔计划”，以援助由于战争破坏亟待复兴的西欧国家。同时，美国要求受援各国购买美国货，取消或放宽对美国投资和商品输出的限制，为美国资本大开绿灯。

　　第五，利用包括外交手段在内的一切办法，为跨国公司提供帮助。如利用驻外使领馆为跨国公司提供商业情报，利用外交手段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等。美国1984年通过的贸易和关税法还规定，在外国政府的行动对美国公司有歧视性行动的情况下，可采取相应的措施。

　　2.美国政府在促进银行国际化经营方面的主要做法

　　第一，总体来说，美国政府“限内促外”策略对于银行国际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政府通过限制跨州经营，鼓励跨境发展，给予银行压力，鼓励它们去海外锻炼提高，美国的文化、自由和竞争意识，促使银行去开拓国际市场，拓展生存空间，占领海外业务高地。

　　美国跨国公司都以高水平的金融服务为先导和支撑。美国对外投资一般以商业银行为先导，建立了支持企业跨国经营的完整体系。

　　第二，就具体政策来说，二战前，美国政府“门户开放”政策是银行国际化经营的重要诱因。美国银行追随着美国殖民国旗，向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扩张。二战后，美国政府加强对银行海外发展的管理，利用自己实力，取代英国获得了国际金融的控制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为美国银行国际化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空间。1953年，美国通过《联邦储备法》，允许部分美国银行经联邦储备局批准，可以在国外设立分行并从事跨国银行业务，美国银行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过程。为了加强银行的国际地位，1970年美国修改了《银行持股公司法》，规定美国银行持股公司可以从事国际活动，1978年美国又通过了《国际银行法》。从美国政府意图、政策、法规以及这些银行立法，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力图使银行向国际扩张的明确意志。美国银行国际化的成功，与其说是银行自身的努力，还不如说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规则制订的结果。

　　第三，美国政治、军事及经济金融政策的日常调整对银行国际化有重要影响。危机带来明显的洗牌效应，一些国家的银行在大危机后大幅度收缩，另外一些国家的银行则乘机扩张。银行国际化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共性就是，银行国际化进程都是受到战争、经济或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逐渐画上终止符，但是每次浪潮的开端，又基本上从危机或战争的恢复开始。美国政治、军事及经济金融政策的日常调整对世界政治、经济金融宏观环境的影响，是决定银行国际化经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3.美国政府促进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主要做法

　　第一，通过国内立法。从通过反垄断间接保护到直接提供多方面的保护和扶持，优化小企业的外部环境，维护和增强小企业的竞争性地位。早在1890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谢尔曼法》，旨在反对垄断，保障公平竞争。随后，相继通过的《克莱顿法》、《米勒一泰丁法》、《塞勒一凯福尔法》等法案，不断完善反托拉斯法。1953年.美国《小企业法》正式出台，成为保护小企业的基本法。随后，又相继颁布了《机会均等法》、《小企业投资法》、《小企业经济政策法》等法律，旨在更直接和主动地支持小企业发展。

　　第二，专门设立小企业管理机构。美国设立联邦小企业管理局(SBA)，专门负责实施小企业政策，履行对小企业的管理职能。该机构1953年成立，1958年被国会确定为“永久性联邦机构”。

[2][1] 2010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洲中小企业国际化》报告显示，欧洲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越高，其创新能力就越强，发展速度也就越快。

   （未完待续）

来源：    《全球化》 

2014-1-26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来，我国多措并举招商引资，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已经成为全球FDI流入第二大东道国。相比之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却并不乐观，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与FDI流入相差甚远，更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因此，促进FDI流入和流出相互协调势在必行，为此需要切实把握我国FDI流入和流出现状，并以此为基础找到切实可行的措施。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业绩指数，潜力指数，协调

一、引言

FDI的流入和流出均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增加与国外市场联系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企业谋求进一步发展，提高自身竞争能力的重要渠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多项措施招商引资，吸引了大量FDI流入，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同时，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呈加速增长态势，据相关资料显示，2011年我国FDI流入额高达124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达到688亿美元的新高，2011年略有下降，仍达到了651亿美元。①相关数据已经明确显示出，我国已经成为全球FDI流入第二大东道国，以及FDI流出重要的来源国。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非常落后，既落后于世界水平，也落后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张洛民，王增涛；2009)。

近年来我国作为“引进来”的东道国地位正在下降，而作为“走出去”的投资国地位逐渐上升，但仍然处于中级不平衡的发展阶段(朱华；2009)。因此，对外投资的呼声越来越高，认为“走出去”战略是当前经济形势下的正确选择。然而FDI流入和流出存在着密切联系(王增涛，庞妙庭，赵春艳；2009)。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和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续两次明确提出，要推动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的协调发展，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FDI的流入和流出协调对于综合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调整产业结构、减少贸易摩擦和平衡国际收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FDI流入和流出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潘小春；2012)。解决的途径之一就是努力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相互协调。这是非常必要，也是可行的，“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投资战略具有其区别于其他战略的特点(谢康，于蕾；2003)，需要对其加以准确把握。本文从FDI流入流出现状，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我国当前FDI流入、流出极不协调的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现状分析

本文主要从FDI绝对量、相对量及对外投资所处阶段等方面对我国对外投资现状进行全面分析。

(一)FDI流入量和流出量的绝对规模

从1990-2011年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额从34.9亿美元上升到1239.9亿美元，22年实现了近36倍的增长，年均增速为18.53%。其中1990-1995、2000-2005、2006-2011三个年份区间的年均增速分别为60.8%、12.2%和11.26%。从近年来的趋势看，增速有所下滑。②随着国家支持企业“走出去”政策力度的加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增长迅速，表中数据显示，除2011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态势。1990年以来的22年平均增速为23.09%，尤其是2006、2008和2010年更是实现了跳跃式增长，增速都在70%多以上。其中2009和2010年分别达到了565.3和688.1亿美元，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流来源国。除2011年外，FDI流出占世界比重是逐年增加的，最高接近5%，而FDI流入占世界比重则没有太明显的变动规律，总体来说，2002至今，除06和07年外，比重均在6%以上，其中五年超过了8%。

表1  FDI流入量和流出量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各年份统计数据

表2  中国FDI流入量、流出量占世界流入流出量的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各年份统计数据

(二)业绩和潜力指数变化

1.FDI流入量和流出量的业绩指数变化

FDI流入业绩指数(Inward FDI PerformanceIndex，IND)和FDI流出业绩指数(Out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OND)是联合国贸发会议开发的两个专门衡量FDI规模和竞争力的指数。两个指数计算公式非常相似，采用一段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国FDI流入量(或流出量)占全球FDI流入量(或流出量)的比例与该国GDP占全球GDP的比例的比值，用公式表示为：

    (1)

    (2)

式中IND和OND分别为FDI流入和流出业绩指数，fdii和fdio分别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和流出量，FDIi和FDIo分别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总量，gdp和GDP分别为一国及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FDI流入业绩指数用于反映一国是否吸引了与其GDP规模相适应的FDI。而FDI流出业绩指数体现某一经济体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其经济规模的相适应程度，能反映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若一国的IND或OND ＞1，表示该国吸引或输出的FDI在全球所占规模相对于其GDP规模要大，说明该国业绩突出；若IND或OND＜1，表示该国吸引或输出的FDI在全球所占规模相对于其GDP规模要小，说明该国业绩较差；而IND或OND=1，则表示该国吸引或输出了与其GDP规模相当的FDI，表明业绩正常。表3和表4分别列示了我国能够查询到或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出的部分年份FDI流入量业绩指数和FDI流出量业绩指数。

表3  FDI流入量业绩指数及排名

资料来源：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库。

表4  FDI流出量业绩指数及排名

资料来源：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库。FDI流出量2006年之前的数据为3年平均值，由UNCTAD数据整理而得；2007—2010年为作者计算而得，故无排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表4中2006年之前的FDI流出量业绩指数分别为三年平均值，直接根据UNCTAD数据库整理而得。2007年之后由于缺乏该指标的直接信息，只能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出，故而没有相应的排名。

从表3可以看出，2006年以来我国FDI流入业绩指数，除09年略大于1外，其余年份均是小于1的。之前三个代表性年份远超过了1，1995年甚至达到了4.48。与此同时，我国该指标的世界排名近年一直处于80之后，2007年一度下滑到102的最低。说明无论是纵向的国际比较，还是横向的自身比较来看，我国吸引FDI的相对规模都在下降。从表4中整理的FDI流出业绩指数指标来看，虽然我国在世界的排名一直徘徊在60名左右，没有大的起色，但指数值从总体上看一直是增加的，从2000年的不足0.1增加到2010年的0.55，表现出了明显的赶超势头。

2.FDI流出量潜力指数变化

FDI流出量潜力指数(The Inward FDI Potential Index)是用来综合反映一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际竞争力和未来潜力的指数。联合国贸发会议选取12个综合变量，一个国家总的潜力指数值就是12个变量③的平均值。其计算方法为：将目标国家一个变量的值减去参与排名的国家中该变量的最小值，将得到的差值除以排名中该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其一般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各变量含义：Vr—国家i的一个变量值；Vmin—该变量在所有国家中的最小值；Vmax—该变量在所有国家中的最大值。该指数的判断依据为：若该指标得分值大于1，表明该国对外投资竞争力显著强于其经济实力水平；若该指标得分值小于1，则反之。鉴于联合国贸发会议没有公布该指标值，且该指标计算起来非常繁琐，故而直接将能够查到的我国该指标的世界排名情况列示，如表5：

表5  FDI流出量潜力指数排名

资料来源：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库。

从潜力指数的排名变化来看，我国的相对排名总体上是上升的，2009年更是上升至27位，说明我国的投资环境在不断改善中，吸引外资的潜力增强，投资竞争力不断提升。

(三)我国与典型发达国家的对比

一国利用外资的效率可以通过投资比率效率这一指标来测定，它的含义是：一国或企业吸收的一美元，经过生产过程后有多少资金能够转化为对外投资。因此，这一比例通过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相除而得。表6整理了全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我国投资比率效率指标值。

表6  投资比率效率的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相应年份《世界投资报告》有关数据整理。

通过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总体上看我国该比例有所上升，但相对于全球和发达国家水平还相差甚远，甚至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企业能否将吸引的大规模外资转化为对外投资，关键要提高中国利用外资的效率和提升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外资是我国对外投资的坚实后盾和动力，可以说是对外投资的“源”，当前情况下，强调“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就是要将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效率，将巨大的外汇储备转化为对外投资，将其合理有效利用，以带动中国经济整体增长。

(四)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所处阶段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周期问题，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国际投资发展理论(简称IDP模型)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和权威。他认为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流入就会相应变动，他将其总结为净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各阶段的划分、各阶段特征及各阶段向前推移的内在机制。

图1  国际对外直接投资阶段趋势图外投资净额

IDP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周期性变动趋势，具体将表现为五个发展阶段。五个阶段的变动趋势及各阶段典型特征分别如图1和表7所示：

表7  国际对外直接投资各阶段特征

鉴于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对我国对外投资的阶段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在此直接借用我国学者朱华(2012)的研究成果。他通过二次方程曲线和四次方程曲线，对人均GDP和人均NOI进行了时间序列的拟合，对邓宁IDP理论进行了验证，同时判断我国当前正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同时他认为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便已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认为我国当前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先于而非滞后于人均GDP的发展。

问题是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第三阶段的企业应该是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日益上升、竞争力增强，但我国企业存在着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较弱的情况，主要凭借国家特定优势进行的超前投资。因而交易成功后的整合与日常经营方面存在较大挑战。企业应努力通过“干中学”，不断积累国际化经验，提高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在政府层面上，中国投资管理制度建设很可能滞后于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要求政府把握好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政策平衡，在推进投资便利化和辅助性措施的同时，进一步完善风险控制和监督工作。

通过上述关于我国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发现我国对外投资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着“引进来”与“走出去”极不协调，且缺乏内在的相互协调机制，以及FDI质量不高等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根本的出路就是在促进对外投资的同时，努力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相互协调。原因在于FDI流入、流出的相互协调能够促进资金的良性循环，同时带动相关的技术、产业和福利等的改善，这些都有助于FDI质量的提高。

三、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为了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应加快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协调发展(潘小春，邱立成；2012)。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政府相关服务的完善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一)服务

1.法律和政策

由于我国引进外资发展较早，且规模和程度也正在逐步完善，因此，与之相关的法律也比较全面。相比之下，我国专门针对对外投资的法律还非常缺乏。鉴于我国当前对外投资发展的阶段和重要性，以及其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必要将一些关键环节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法律化，以使其在规范、良好的环境下发展。

2.政府的相关管理

首先进一步简化各类审批手续，赋予企业更大的境外投资自主权，开放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权限。同时强化对外投资企业的管理，使其尽可能与国际标准接轨。此外，要逐步取消外资的种种特权和优惠，并加强对流入FDI的审查和运作过程中的规范管理，以提高外资的质量和使用效率。

3.服务

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企业将面临更大的风险，这就要求政府发挥职能，为企业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具体包括：(1)针对我国不同产业的优势和劣势，结合国外市场环境差异，定期制定对外投资发展规划，编制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和区位指导目录；(2)通过在各国的派出机构搜集国外关于经营环境、产品需求及相关法规政策变动的最新信息，及时反馈国内相关企业，以降低对外投资企业的相关成本和风险；(3)尽可能的为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不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的同时，鼓励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企业以外汇、税收等方面的优惠。

(二)提高企业竞争力

1.人才

人才，尤其是熟悉国际经营的人才是我国企业竞争力提升的保障之一。这也是对外直接投资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这种人才的培养除了需要接受一般的教育培训外，还需要专门知识和相关的实践经历。因此，应该学习一些国家成功的人才管理培训经验，进行政策引导，鼓励相关培训机构设立针对性的专业培训，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此外，企业也可以对内部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保证相关人才的知识得到及时更新。

2.技术

我国FDI流入质量不高，对外直接投资比率效率低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研发能力弱，技术水平不高。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有赖于技术水平的提升，为此，在国家的支持之外，企业自身还需加大研发投入，真正提高创新能力。

注释：

①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

②根据中国统计局各年份统计数据计算而得

③这12个变量分别为：(1)人均GDP；(2)近10年实际GDP增长；(3)出口额占GDP比例；(4)每千个居民拥有电话数；(5)人均商业能源使用情况；(6)R&D支出占国民总收入比例；(7)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例；(8)国家风险，包括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9)自然资源；(10)电器和汽车零部件的进口；(11)服务贸易出口；(12)FDI流入存量。

参考文献：

[1]张洛民，王增涛.中国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较分析[J].经济问题，2009，12：28—30

[2]朱华.中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评析及其下一步[J].改革，2009，(4)：121—128

[3]王增涛，庞妙庭，赵春艳.我国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J].财政研究，2009(4)：28—30

[4]潘小春.我国FDI流入与流出协调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2，13(6)：48—50

[5]谢康，于蕾.“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中国对挖投资战略[J].世界经济研究，2003(6)：12—16

[6]潘小春，邱立成.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促进FDI流入与流出协调发展[J].现代管理科学，2012(9)：10—12

来源：录入    《发展研究》

2014-1-23

　　中国并购市场2013年呈现爆发性增长，交易数量与金额双双冲破历史记录。清科研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并购市场共完成交易1,232起，较2012年的991起增长24.3%。

　　但是，过去十年的并购，60%-70%没有达到当初设定的并购目标，这是业界公认的一组数字。并购业内人士指出在没有达到目标的70%里，其中30%的主要原因是本来就不应该做的或者收购价过高，另外70%则源于是整合问题。近日召开的第二界全球企业并购高峰论坛上，企业高管、CFO以及投行人士就当前中企海外并购中的财务、整合等焦点问题进行了讨论。

　　财务结果：并购成败的终极指标

　　并购整合成功与否，关键不在谈判语言，而在于另外一门核心语言——财务语言。财务结果才是并购成败的终极指标。

　　中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CEO王久华指出，之所以大家说并购以后差不多70%是失败的，只有30%是成功的，主要是看整合后的协同效应是否能够真正体现出来。有些因为文化的冲突，管理理念的不同，1+1未必是大于2。如果文化、管理风格是完全相反的，甚至还会造成内耗。

　　并购以后能否产生协同效应，并且反映在最终财务结果上，是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无论最初制定的并购战略是什么，渠道，品牌，还是技术，对于一个集团公司而言，往往是希望被并购的这些企业能够最终在财务表现上有所帮助，如果做不到，可以说这宗并购是不成功的。

　　王久华指出，海外并购必然要涉及语言问题，文化的碰撞问题，但有一样语言是通用的，那就是财务语言，不管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企业，财务状况三份报表都是一样的，大家同意用投资回报率，这种语言大家都能听得懂。

　　向被并购企业学习：当心学坏了

　　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目的中，向被并购方学习是常见的目的之一。但是很多企业之所以沦为被收购境地，或多或少都是因为自身出现了一些问题。论坛上，专家指出，中国企业抱着学习的心态去收购，要当心”学坏了”。

　　Chinalyst投资顾问有限公司CEO孙田夫举了一个例子，山东一家服装企业收购一家日本著名品牌，本来是一宗很好的收购，但是这宗收购给这家山东企业带来的是渠道扩展受限，整合效果并不如意。

　　山东公司在日本并没有设管理团队，而是沿用日本团队，而且还将日本的管理理念引进中国。可是，这个团队是至少20年来一直没有赚到钱的团队，这些人对中国市场也是几乎不了解的，这种情况下山东如意更应该把自己对市场的了解，对中国文化的特色打出来，更加有自信一点。但是恰恰山东如意是比较谦虚的企业，这方面更多听取了日方的一些意见甚至是让日方来做。

　　比如在营业网点的铺开上，完全是沿用了日本的做法。在日本这样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企业大多采用审查模式，成功一个店铺再开下一个店铺，但是在中国是瞬息万变的一个市场，今天在这儿是一个很好的店铺，明天可能就变了，所以中国更适合风险投资式，先开20家店，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审查以后不行再撤掉，但是这家山东公司恰恰没有按照中国这种做法，而是按照日方的模式，一点一点向前推。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们原来有1000家店铺的计划，现在只做到48家店铺，基本上就挺不住了。

　　“在两个企业文化完全不同收购过程当中，这两个公司的文化怎么整合？有些企业会比较谦让一些，很多中国企业收购外国企业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国际化，虚心学习人家，这是比较正确的一种思路。但是回到中国市场上，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对中国市场更多的理解，我觉得中国市场上中国企业应该更加有信心一点，要把自己的特色给拿出来。”孙田夫说。

　　整合团队：越早介入越好

　　在收购的同时确定对目标公司的整合策略，并且整合团队越早介入越好，这是这次论坛上专家及企业人士的一个共识。

　　TCL游浩TCL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游浩在论坛上指出，并购整合成功的一个关键技巧在于，在并购一开始就需要把整合工作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考虑进去，在并购一开始就要树立起整合的概念，并购后的整合运营团队同时介入，将整合目标贯穿于谈判当中。游浩也在华为工作过，当时是负责海外的并购，游浩透露实际上华为真正为一个并购10个人去做，但加上整合团队实际上远远不只这个数。

　　游浩认为并购整合真正难的地方还是团队的整合。他指出大部分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没有国际化，而是希望通过并购来国际化。这说明它原来的团队缺乏国际化经验，因此，企业非常强烈地依赖于被并购企业的国际化能力及运作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证分权，如何将国际化与比较强的本土运营怎样整合在一起非常关键。

　　大量的民营企业是在大陆发展起来的，整个团队在本土的经验非常足，但是在海外收购时，语言能力，跟境外公司不同文化打交道的能力实际上相对较弱。TCL的经验是利用了香港平台，因为香港既有人员储备的优势，又有便利的融资环境。

2014-1-23

    2013年，中国外贸总额跨入4万亿美元“大时代”，贸易顺差增加逾一成。与之相随，中国海外投资呈爆发式增长。海内外观察人士认为，稳健的外贸为中国海外投资强劲增长提供重要支撑，同时推动中国企业借此浪潮转型升级、向全球产业链高端攀升。

    海外投资加速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达4.16万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2597.5亿美元，较前一年扩大12.8%.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廖晓淇曾指出，从国际比较看，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外贸增长较快，并将较长时期处于顺差状态，有其必然性。

    一面是庞大的外汇储备，一面是欲去还留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导致的美元资产缩水，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本着“互联互通”的思路，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孟中印缅经济走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高铁、电力、高速公路建设等优势产业“走出去”开拓更广阔的疆域，推动更多的外汇转化为海外投资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预计，未来5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5000亿美元。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白明表示，中国资本实力雄厚，国内企业技术水平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引进中国投资提振本国经济。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趋势。2013年前10个月，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0%.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7.6%，创下878亿美元的历史纪录，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截至2013年底，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国家投资超过35亿美元；对越南直接投资额超过23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5倍，跃居越南第九大外国投资者；累计对柬埔寨协议投资96亿美元，是其最大外资来源国。

    德勤咨询公司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公司承建了非洲12%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向东非17%的大型项目提供资金。

    与此同时，2013年资金雄厚的民营企业在欧美发达国家频频掀起并购热潮。复星国际买下纽约曼哈顿第一时代广场、双汇收购美国最大猪肉生产商、雅士利集团投资新西兰乳业……中国民企海外投资延伸至地产、食品、消费等领域。

    缔造双赢格局

    新年伊始，美国荣鼎集团的一份报告将“中国投资”再度置于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报告称，2013年中国在美投资翻了一番，达到140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中国买家2012年在英国投资达60多亿英镑（约合98.4亿美元）。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时称，过去18个月去英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比过去30多年还多。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德勤预计，受信心转暖与资源需求双重推动，中国对外并购持续升温，未来12个月将出现两位数增长。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投资总监浦永灏对记者表示，“随着国内资产价格飙升，企业海外并购可以寻求更好的回报。同时，企业通过并购方式迅速掌握先进技术、品牌和市场，是企业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此外，在持续顺差的背景下，国内加工制造业南迁东南亚进行“绿地投资”的趋势愈加明显。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出现再工业化态势，对华贸易逆差令其对“中国制造”频频制造贸易摩擦。为避免遭受欧美市场的“双反”，一些光伏、纺织、化工等出口型企业也开始纷纷“南迁”至港口便利、成本较低、又对反倾销“免疫”的东南亚国家投资建厂。

    山东一家光伏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既可以控制成本，又能规避‘双反’风险，对欧洲、加拿大等国出口还享有关税减免或零关税”。

    浦永灏认为，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压力、成本控制以及贸易障碍风险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出口型加工制造业外迁是趋势，也是中国企业升级、促进经济结构性转变的一个重要国际化战略。

    此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振投资地就业，毋庸置疑也缔造了双赢局面。

    柬埔寨商业部国务秘书奥格邦说，中国投资创造的就业帮助柬埔寨减少贫困。据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商务参赞金远透露，截至2013年底，中国在柬制衣业的投资解决了30余万人的就业。

    美国荣鼎集团报告称，中国企业也成为雇用美国员工的大户。截至2013年底，为美国提供了7万多个全职就业岗位，这一数字是2007年的8倍。

    正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中国继续扩大海外投资将令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首先成为受益者，而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同样离不开中国。

来源：    《国际商报》

                                          2014-1-21

     “2014年，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既鼓励出口，又鼓励进口。继续培育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建设法制化营商环境。预计未来5年我国将吸收外资5000亿美元。”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在1月15日～16日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举办的中外投资促进机构工作会上，发表了上述观点。

    统计显示，2013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175.86亿美元，同比增长5.25%；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王受文表示，2014年商务部将切实采取措施加大双向投资力度：一是在吸收外资方面，创新外资管理体系，充分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继续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准入和负面清单等创新模式；进一步放开外资准入，特别是在服务业、内陆沿边地区等方面加大吸引外资力度。二是在对外投资方面，政府将简化核准手续，由以核准为主转变为以备案为主；完善对外投资风险防范和权益保障。

    服务业释放引资活力

    “中国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欢迎外资来华投资。”王受文表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带来资金，也能带来技术、设备、人才、管理经验、营销渠道、商业模式等，这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刘亚军在会上表示，2013年2月～12月，我国吸收外资水平连续11个月保持增长，增幅高于5%.2013年全年服务业吸收外资占吸收外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比首次超过20%.刘亚军指出，2013年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特别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对涉及服务业的6大领域18个行业实现了开放，同时简政放权，对石油、天然气、煤层气等能源领域加大开放。

    对于2014年政策规划，刘亚军表示，要深化外资体制改革，将上海自贸试验区政策在其他具备条件的地方逐步推广。同时，放宽外资准入领域，特别是在节能环保、云计算、医药、教育、养老、旅游等服务领域。

    对外投资日趋多元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英国一样，更渴望与中国开展投资合作了。”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在会上表示，2013年中国对英投资不仅数额在增长，而且领域也在扩大，包括能源、高端制造、房地产、零售、数码等。其中，中广核、中国主权基金在英分别建立核发电、水利发电项目，华为对英投资等成为亮点，表明英国对华的开放力度正在加大。“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所投资的行业和国家范围日益广泛。”王受文表示。

    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方蔚也在会上表示，中国对外投资方式趋于多元化，绿地投资、并购、股权投资等齐头并进。

    不仅如此，“中国对外投资的经营主体和结构也进一步优化，国营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同台竞技，各显身手。”方蔚指出，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地方企业对外投资步伐日渐加快。2013年民营企业对外投资342亿美元，同比增长45.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3%.“中国务实合作实现了与东道国的互利共赢，提高了当地税收和就业。”方蔚表示，2012年，中国为东道国上缴税金220亿美元，为149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2013年仅双汇一家企业的对外收购就为当地解决了3.7万人的就业问题。此外，中国企业还参与非洲、亚洲等地的医院、小学建设等公益慈善事业。

    方蔚表示，2014年将最大限度地实现从核准制向备案制转变，加强对企业的前期引导和中、后期监管；提高公共服务、信息共享机制，继续发布主要投资国和地区指南，对企业进行分类指导；加强风险防控和权益保障，加强统计跟踪、信息通报、国别风险评估、境外风险监督检查；健全多边、双边谈判，努力在基础设施建设、境外合作、劳务等方面签署协定。此外，商务部正在编写中国企业“走出去”典型案例。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局长刘殿勋表示，2014年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将着力提高投资促进工作的专业化水平，把“引进来”“走出去”与促进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相结合，把宣传国内环境、开展国际合作与引导地方投资促进工作良性发展相结合，为企业和境内外投资机构提供差异化套餐服务。

来源：    《国际商报》

2014-1-20

    在境外投资管理体制上，放松管制是各国改革的基本方向，备案制正在成为主要的政府管理手段。改革基本方向是将政府规制限定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并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将投资者的境外投资自由权利逐步归还给投资者。

　　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只要不涉及敏感领域和地区，10亿美元以下的境外投资将不再需要送发改委各级部门核准，而只需要提交表格备案即可。这是稍早些时候由国务院公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年本)》中的最新规定。为贯彻这一规定，发改委相关部门正在加紧修订《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办法》，据悉，该《办法》将大幅下放对境外投资的审批权限，建立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

　　我国现行以核准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确立于2004年，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由商务部及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来核准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凡属规定情形的企业境外投资均须报商务部或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核准；二是由国家和省级发改委对境外投资资源开发类和大额用汇类项目的核准，称为项目核准。资源开发类项目指在境外投资勘探开发原油、矿山等资源的项目，中方投资者的投资额以限额(2004年为3000万美元，2011年放宽到3亿美元)为界，分别由国家发改委和省级发改委核准。大额用汇类指资源开发领域外的项目，中方投资额以限额(2004年为1000万美元，2011年放宽到1亿美元)为界，分别由国家发改委和省级发改委核准。在2011年放宽的基础上，此次最新的规定，是“中方投资10亿美元及以上项目，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年1月至11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4522家境外企业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802.4亿美元，同比增长28.3%。另据统计，在2013年上半年的40余起海外并购案例中，仅有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一起并购案金额高达15.1亿美元，其他并购案金额均未超过10亿美元。所以，从目前我国的境外投资项目实践来看，10亿美元以下项目由核准变为备案，将改变过去境外投资审批过程中的环节过多、材料复杂、程序繁琐状况，缩短审批时间，会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与积极性，推动境外投资规模的扩大。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对境外投资大都经历了从一开始的严格限制到逐步放松管制的过程。比如韩国，从1996年起对限额以下的海外投资实行投资自由化，印度则在2003年修改了其海外投资的“自动通道”，凡符合条件的海外投资无需政府事先批准。可见，在境外投资管理体制上，放松管制是各国改革的基本方向，备案制正在成为主要的政府管理手段。所谓备案制，是不需要经过行政主体的实质性审查，只需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即可取得相应的资格。对于那些无需设立核准的事项，取消核准制而代之以备案制，可消除现存核准环节的境外投资障碍，能较好地体现公开、公平、便捷和效率原则。

　　事实上，国家发改委2004年《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已对特定对象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了备案制。依据该办法，中央管理企业可以自主决策其投资的中方限额以下的资源开发类和其他类境外投资项目，并报国家发展改革部门备案，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境外投资“自由化”。但是，现行备案制仅为国家发改委在境外投资项目核准中采用，且适用的范围较为狭窄，即仅适用于为数不多的中央管理企业。准予自主决策，就是给了企业免于核准的“尚方宝剑”，而数量众多的其他企业不能享受这一待遇，这又使得原本就占有各种资源等优势的中央管理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制度方面又占有了突出的优势地位，很难说这样的差别性备案制是公平的。

　　因此，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一是应扩大备案制的适用范围，这也是此次新规的主要内容。应尽力使不同类型的企业享有同等的权利，备案制不应仅局限于中央管理企业，而且也不该仅适用于境外投资项目，而是应该统一适用于所有的境外投资。二是应建立核准制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1月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逐步向审批事项的“负面清单”管理迈进，做到审批清单之外的事项，均由社会主体依法自行决定。目前境外投资核准条件有两种方式，商务部采用否定列举的方式规定核准条件，这类似于“负面清单”管理，国家发改委则采用肯定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核准条件。从效果看，采用否定列举的效果明显优于肯定列举，因为采用肯定列举，非得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质审查不可，并且将能获得核准的境外投资限定在了较小范围内；而采用否定列举，只要不违反公共利益的境外投资要求就能获得核准，这就扩大了企业境外自由投资权利的范围，限制了政府规制境外投资活动的范围，并使核准制变得更为简便、更具效率。

　　应该承认，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大国，我国对境外投资实行核准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态势和境外投资的新格局，现行核准制必须改革，基本方向是将政府规制限定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并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将投资者的境外投资自由权利逐步归还给投资者。此外，还需建立统一、高效的核准机构，消除目前的双重核准现象；逐步缩小核准制的范围，扩大备案制的范围；健全境外投资的鼓励和引导措施，加强境外投资的事后监管和服务，完善公司治理。

来源：    《上海证券报》

2014-1-20

    2013年，中国外贸总额跨入4万亿美元“大时代”，贸易顺差增加逾一成。与之相随，中国海外投资呈爆发式增长。海内外观察人士认为，稳健的外贸为中国海外投资强劲增长提供重要支撑，同时推动中国企业借此浪潮转型升级、向全球产业链高端攀升。

    海关总署10日公布数据，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值4.16万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2597.5亿美元，较上年扩大12.8%.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廖晓淇曾指出，从国际比较看，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外贸增长较快、并将较长时期处于顺差状态，有其必然性。

    一面是庞大的外汇储备，一面是欲去还留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导致的美元资产缩水，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本着“互联互通”的思路，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孟中印缅经济走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高铁、电力、高速公路建设等优势产业“走出去”开拓更广阔的疆域，推动更多的外汇转化为海外投资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预计，未来5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5000亿美元。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白明表示，中国资本实力雄厚，国内企业技术水平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引进中国投资提振本国经济。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趋势。2013年前10个月，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0%.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7.6%，创下878亿美元的历史纪录，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截至2013年底，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国家投资超过35亿美元；对越南直接投资额超过23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5倍，跃居越南第九大外国投资者；累计对柬埔寨协议投资96亿美元，是其最大外资来源国。德勤咨询公司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公司承建了非洲12%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向东非17%的大型项目提供资金。

    与此同时，2013年资金雄厚的民营企业在欧美发达国家频频掀起并购热潮。复星国际买下纽约曼哈顿第一时代广场、双汇收购美国最大猪肉生产商、雅士利集团投资新西兰乳业……中国民企海外投资延伸至地产、食品、消费等领域。

    新年伊始，来自美国荣鼎集团的一份报告又将“中国投资”置于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报告称，2013年中国在美投资翻了一番，达到140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中国买家2012年在英国投资达60多亿英镑（约合98.4亿美元）。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时称，过去18个月去英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比过去30多年还多。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德勤预计，受信心转暖与资源需求双重推动，中国对外并购持续升温，未来12个月将出现两位数增长。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投资总监浦永灏对记者表示，“随着国内资产价格飙升，企业海外并购可以寻求更好的回报。同时，企业通过并购方式迅速掌握先进技术、品牌和市场，是企业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此外，在持续顺差的背景下，国内加工制造业南迁东南亚进行“绿地投资”的趋势愈加明显。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出现再工业化态势，对华贸易逆差令其对“中国制造”频频制造贸易摩擦。为避免遭受欧美市场的“双反”，一些光伏、纺织、化工等出口型企业也开始纷纷“南迁”至港口便利、成本较低、又对反倾销“免疫”的东南亚国家投资建厂。

    来自山东一家光伏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既可以控制成本，又能规避 双反 风险，对欧洲、加拿大等国出口还享有关税减免或零关税。”

    浦永灏认为，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压力、成本控制以及贸易障碍风险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出口型加工制造业外迁是趋势，也是中国企业升级、促进经济结构性转变的一个重要国际化战略。

    此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振投资地就业，毋庸置疑也缔造了双赢局面。

    柬埔寨商业部国务秘书奥格邦说，中国投资创造的就业帮助柬埔寨减少贫困。据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商务参赞金远透露，截至2013年底，中国在柬制衣业的投资解决就业30余万。

    美国荣鼎集团报告称，中国企业也成为雇用美国员工的大户，截至2013年底，为美国提供了7万多个全职就业岗位，这一数字是2007年的8倍。

    正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中国继续扩大海外投资将令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首先成为受益者，而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同样离不开中国。

来源：    新华网 

2014-1-17

    铁矿石需求增速降低 

　　国土资源部中央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国平根据海外铁矿勘察的情况分析认为，未来10年~15年，铁矿石消费仍存在峰值平台。 

　　王国平指出，全球经济仍在复苏，但已进入“弱增长期”，发达国家缓慢增长，新兴经济体可能会减速，“全面复苏仍面临潜在挑战”。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研究员马建明也表示：“中国钢铁工业正在进入一个低速增长或保持平稳发展的时期，高速发展已经成为历史。”他预测，未来中国粗钢产量增长速度会进一步下降，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将以平稳增长和结构调整为主基调，这将使得中国对铁矿石需求的增速进一步降低。 

　　供需矛盾或将缓解 

　　随着我国控制产能过剩和钢铁工业的转型升级，我国铁矿石需求增速可能放缓，但可能呈现长期增长态势。“未来数年国际市场铁矿石仍将呈现供需双方博弈的局面。”马建明表示。但他认为，这将导致铁矿石市场朝着供需平衡的方向发展，供求矛盾将继续缓解。 

　　王国平则更加倾向于长期存在的供需矛盾已经缓解的观点，认为“铁矿石供大于求格局已经形成”。他表示，这是在我国铁矿石需求放缓、其他国家和地区尚未形成颇具规模的消费能力等多重作用下形成的。 

　　政策支持或解海外矿开采隐忧 

　　但不容忽视的是，未来10年~15年，我国钢产量将处于峰值平台期，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对铁矿石的需求量仍将维持在高位水平。“未来长期大量进口铁矿石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性改变。”马建明表示，“未来数年国际市场铁矿石的价格将保持当前历史的高位水平。”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新精神、新要求，对矿产资源的安全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国平表示。 

　　对此，马建明认为，只有积极开发国内铁矿资源，大大提高国内铁矿石产量，才能保障我国钢铁工业的健康发展。王国平更加认同“走出去”战略，强调“目前是获取海外资源的机遇期”。 

　　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我国境外矿业投资项目总数超过2000个，投资金额超过2000亿美元，分布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通过独资、合资、参股等方式获得的国外探矿权日益增多，投资主体、资金来源等呈现多元化趋势。 

　　王国平表示，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地质工作规律的情况下，为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建议开展政策支持，以提高中国在铁矿石等资源方面的竞争能力。 

　　媒体报道显示，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多起收购铁矿石资源交易，却承担了不少资金压力。攀钢钒钛2013年三季报显示，该公司在报告期内长期应收款较2013年年初增加9.9亿元，主要原因为向卡拉拉公司提供借款所致。

来源：    《中国冶金报》